关于对人性个人主义理论的反抗的这个简单叙述指出了国家社会主义的背景，但同时它也帮助说明了民主国家所处的困境。个人主义的理论在一百多年前曾被用来支持政治上的自治，然后帮助实现这个目的，这个事实并没有使得这个理论成为目前对于民主行动的可靠指导。在今天读一读卡莱尔对于这个理论的那种挖苦的、生动的谴责，是有益的。他也同样尖锐地谴责了这种把政治权威建立在利己的基础上而把私人道德建立在同情心的运用上的企图。后者是伤感主义的泛滥，而前者是“混乱加上警察”——后者是需要用来维持一个即使是外表的秩序的。他祈求要有纪律与秩序，而这又要求有一个精选人物来做领导。
目前的情况可以叙述如下：民主确实包含有这样一个信仰，即政治制度和法律应从根本上考虑人性。它们必须较任何非民主的制度给予人性以更自由的活动余地。同时，无论在法律方面的和在道德方面的人性论，曾被用来阐述和证明对人性的这种依靠情况，但这种理论却证明并不合适。在19世纪，在法律和政治方面愈来愈多地充斥着许多观念和实际，它们更多地是涉及谋利的生意而不是民主。在道德方面，则倾向于用一种在情感上劝告人们按照基督教箴言为行动的办法去代替把民主的理想融贯于一切的生活关系中去从而提出纪律和控制的办法。由于缺乏一个恰当的关于人性与民主关系的人性论，因而对民主的目的和方法的爱慕就会变为一种传统习惯之事——就其现行的情况而言，它是一件好事，但是当它变成习惯，而条件的变化又改变了其他的习惯时，它就容易在无形中受到损害。
如果我是说：民主需要一种关于人性的新心理学，一个适合于国内外条件对它所提出的大量要求的心理学，那么我也许会被人认为是论及一件在学术上不相干的事情。但是如果把上述的说明理解为：民主总是同人道主义、同相信人性潜能的信念相联系着的，而当前的需要就是有力地重新肯定这个已在有关的观念中有了发展而又在实际态度中表现出来的信念，那么它只是美国传统的继续而已。因为对于“普通人”的信仰是没有意义的，除非它是表示信仰在民主与人性之间有着紧密而必需的联系。
我们不能继续保持这个观念：即人性本身，当它脱离了外在人为的限制时，就会自然产生民主制度，成功地工作着。我们必须从另一方面来叙述这个论点。我们要注意，民主是指这样一种信仰：即人道主义的文化应该流行于世；我们应该坦率而公开地承认，这是一个道德方面的命题——像任何涉及“应该怎样”的观念一样。
在我们看来，似乎很奇怪，民主既受左翼的极权主义从经济方面的理由所提出来的挑衅，又受法西斯派的极权主义国家从道德方面的理由所提出来的挑衅。从比较的条件看来，我们可以在同前者的比赛中保卫民主，因为到现在为止至少苏联在物质事业方面还没有“赶上”我们，更谈不到“超过”我们。但是要反对另一派的极权主义（而且也许最后也是反对马克思主义派），就需要有一种积极的和勇敢而有建设性的觉醒来认识到，相信人性在我们文化每一方面——在科学、艺术、教育、道德与宗教，以及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发展中的重要意义。不管在抽象中人性是多么一致和恒常，使人性发生作用的条件自从我们建立了政治上的民主以来，已经有了十分巨大的变化，因而民主不能单单依靠政治制度或仅在政治制度之中表达出来了。我们甚至不能确定，它们以及它们在法律方面的附着物在今天实际上是不是民主的，——因为民主是表现于人类的态度之中而以在人类生活中所产生的后果为衡量尺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