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必须在非人格性的立场上来谈，我们当然可以说，无论“世界”在什么时候通过诸如此类的存在物类之欲望表现它自身，它都要求、需要或使得诸如此类的行动成为义务性的行动。但是，我们最好还是不要用这种人格化的方式来谈论宇宙，除非我们相信实际存在着一种普遍的或神圣的意识，那样的话，它的要求之所以带来最大量的义务，就只是因为它的要求在数量上是最大的。但即使这样，抽象地说我们应该尊重这些要求也不正确。只有具体地谈才是正确的，或者说，只有根据事实来谈才是正确的；即是说，这些要求实际上是凭借事实提出来的。假设我们不尊重这些要求，就像在我们这个古怪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实际所是的那样，那么我们说不应当那样，因为那是不正当的。但当我们想象这一不当的事实只是存在于一种先验的理想秩序之中，而不是存在于对一个活生生的人格化上帝的失望之中时，这一不当的事实在什么方面才能成为较可接受的或较容易理解的呢？也许，我们的确认为，当我们用这种先验的掩盖物——上帝正是从这一先验的掩盖物中获得某种更深刻诉求之热情的——来支持上帝时，难道我们也因此掩盖了上帝？我们保护了他，却反面使他更难以给予我们以终极性关怀？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唯一可以诉求的力量，只能或是一个活生生的上帝，或是一种抽象的理想秩序，只有当它们偶然对我们内心的要求产生反应或保持沉默时，我们才发现它们是我们自己的内心深处“永恒的红宝石拱顶”。只要有一种生命的意识感觉到了他[3]，他就是回答生命的生命。一种在生命意义上如此得到承认的权利乃是坚实而充分的承认，任何有关一“理想”背景的思想都无法使其坚实性和充分性更为完善；而另一方面，如果人心的反应受到压抑，在世界所具体体现的各种权利要求中，就会出现难以处理的无能现象，任何关于万物本性的谈论都无法掩饰或消除这种无能现象。一种无效的先验秩序，就像一个无能的上帝一样，只是一种无能的东西；而在哲学家的眼里，它就成了一个难以解释的问题。
现在，我们可以认为，我们已经充分回答了我们区分为道德哲学中的形上学问题，而且我们也了解了“善”“恶”和“义务”这些词各自的意义。它们绝不意味着任何独立于个人支持之外的绝对本性。它们是感觉与欲望的对象，离开了实际生命心灵的存在，它们在存在中就没有任何立足之点和寄托之所。
无论这种心灵存在何处，伴随着善恶评价和它们的相互需要，在其本质特征上看都有一个道德的世界。假如我们把所有其他事物，包括神、人和星空，都从这个宇宙中抹去，假如只剩下一块岩石，上面栖息着两个相互爱恋的灵魂，那么，这块岩石也将如同任何可以栖息种种永恒性和无限性的可能世界一样，具有一种完整的道德构成。它将是一个悲剧性的构成，因为栖息在这块岩石上的两颗爱的灵魂终将死去。但是，在他们活着的时候，这个宇宙中就会有真实的善和真实的恶；就会有各种义务、权利和期许；有各种遵从、拒绝和失望；有内疚、对和谐再次来临的渴望，以及在良心得以恢复时所产生的良心的内在平静；总之，将有一种道德生活，而这种道德生活的积极能量非但不会受到任何限制，反而会因为那些男女英雄们所可能赋予的道德能量而在人们相互的兴趣中得到强化。
在我们这个地球上，就可见的事实而言，我们就像是栖息在这样一块岩石上的居民。无论在我们头顶高高的蓝天上是否有一个上帝存在，我们无论如何都得在这人间凡世建立一个伦理共和国（anethicalrepublic）。而且由此所引出的第一个反思便是，在一个以人类意识作为最高意识同时也存在一个上帝的宇宙之中，伦理学有其真实而现实的立足之地。“人类宗教”和有神论一样都为伦理学提供了一个基础。纯粹的人类（思想）系统是否能够像别的系统一样满足哲学家的要求乃是一个不同的问题，这是我们在结束我们的谈论之前所必须回答的又一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