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个人主义
我们的物质文化（诚如人类学家所言）正处于集体化与合作化的边缘。然而，我们的道德文化连同我们的意识形态，依然充满源于前科学、前技术时代之个人主义的理想与价值。其精神根源可上溯至中世纪的宗教，后者肯定个人灵魂的终极性，并将人生之戏剧围绕这一灵魂的归宿而展开。其制度的与法律的观念形成于封建时期。
这种道德的、哲学的个人主义，先于现代工业的兴起与机器时代。它是后者活动的背景。个人对既成制度的显见的从属，常常遮掩了个人主义在深层的顽强存在。支配性的制度曾经是教会这一事实提示我们，个人主义存在的终极意图乃是确保个人得救。个人被看作一个灵魂，该制度所服务的目的被推延至另一个生命，此二者掩盖了潜在的个人主义，使当代人无法认清。在其自己的时代，其实质正是个人灵魂的这种永恒的精神性；既成制度的权力来自于他们作为实现个人终极目的的必要手段。
工业革命的早期促发了一场伟大的转变。它将个人的追求转向尘世，将重心从农业转向制造业，从而瓦解了封建主义的固定财产观。不过，认为财产与报偿具有内在的个人性这一观念延续了下来。的确，在早期与晚期的个人主义中有不可调和的因素。但是，个人资本主义、天赋权利以及具有严格的个人特征与价值观的道德，所有这些因素的混合物在清教主义——占统治地位的理智综合——的影响下，保留了下来。
然而，此种综合的基础被随后工业系统的发展所摧毁，后者使个人的能力、努力与工作融入集中的整体中。同时，对自然能源的控制消除了时间与空间，结果是曾经适应地方性条件的行为，被复杂的、无限广阔的活动吞没。但是，旧的精神特征在其原因与基础消逝后保留下来。从根本上说，这便是产生当前混乱与虚伪的内部分裂。
早期的经济个人主义有明确的信条与功能。它寻求从法律的束缚下释放人的需要以及满足这些需要的努力。它相信这种解放将激发潜在的能量，将自动地把个人的才能安排到适合它的工作上去，将用利益去激励它从事那种工作，并将确保才能与进取精神获得它们应享的回报与地位。与此同时，个个能量与储蓄将服务于他人的需要，并因此促进普遍的福利，实现利益的普遍和谐。
从上述哲学形成之日起，我们已走过漫长的道路。今天，这种个人主义最坚定的捍卫者也不敢重复其乐观主义的断言。他们至多满足于宣称其与不变的人性——据说此种人性只被个人获利的希望激发——的一致性，并将向任何其他社会制度转变的不可避免的后果描绘得一团漆黑。他们将当代文明的全部物质成就都归功于这种个人主义——似乎机器是由谋利的欲望而不是非人化的科学造出来的；似乎它只受金钱的驱使，而不受在集中技术指导下的电与蒸汽的推动。
在美国，旧个人主义采取了罗曼蒂克的形式。几乎没有必要设计一套把个人获取与社会进步相等同的理论。实际情形的需要，呼唤着在所有迫切的工作中发挥个人的首创性、进取心与活力，而个人的活动又促进了国家生活。克罗瑟斯博士（）表达了当时的时代精神，它的言论被西蒙斯（Sims）先生恰当地收入其《冒险的美国》一书中：
你若想理解美国的驱动力，你就必须理解那些互不相同的不满足、无耐心的年轻人，他们每一代都为自己的能量找到突破口。……使你不安的闹声并不是愤怒的无产阶级的叫唤，而是寻求新机会的急切的年轻人发出的吼声。……他们在今天代表着新一代的热情。他们代表着俄勒冈人和加利福尼亚人，顽强的拓荒者们不顾艰难险阻向他们走去。这就是社会不安定在美国的含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