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的伦理学之所以不能成为最终的，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它们不得不有赖于形上学的和神学的信仰。此前我曾说过，各种真正的伦理关系存在于一个纯粹的人类世界之中。如果思想家具有各种各样为他所依次执著的理想，这些伦理关系甚至会存在于我们称之为的道德孤地上。他某一天所具有的自我可能会要求他具有另一天不同的自我；这些要求中的某些要求可能是很急迫的和专横的，而另一些则可能是很文雅的、可以轻易放在一边置之不理的。我们把那种急迫专横的要求称之为律令。如果我们忽略这些要求，就听不到它们所发出的最后的声音。我们曾经伤害过的善会反过来以其产生的没完没了的危害性结果、内疚和悔恨来折磨我们。因此，义务可以存在于某一位思想家的良心深处；只有当他按照某种良心决疑论的尺度——该尺度使他对较具绝对律令要求的善保持高度的关注——来生活时，他的内心才能获得真正的和平。这些善对其对手的残酷性正是它们的本性之所在。任何事情只要是与这些善相抗衡的，都将是不适宜的。它们唤起我们品性中所有不仁慈的品性，而如果我们如此地心慈手软，以至于不敢为了它们而作出牺牲的话，它们是不会轻易饶过我们的。
从实践上看，人的道德生活中最深刻的差异，就是轻松心境与沉重心境之间的差异。当我们心境轻松时，我们占主导性的考虑是避免眼前的恶。相反，只要能够实现更大的理想，沉重的心境就会使我们对眼前的恶无动于衷。容忍这种沉重心境的能力也许蛰伏于每一个人身上，但是，某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难从梦中醒来。要激发这种心境，需要更为蛮荒的**，也就是更大的恐惧，更强烈的爱和愤慨；或者是对某种更高忠诚的深刻而富于穿透力的诉求，如对正义、真理和自由的忠诚。强烈的解脱是这种心境幻觉的一种必需；而一个沧海桑田天翻地覆的世界，对于其居民来说绝对没有任何惬意舒适的生活场所。这就是为什么在一位孤独的思想家身上，这种心境会永远酣睡不醒的原由之所在。他所具有的各种各样自以为只是他自己纯粹偏好的理想也几乎都有属于相同性质的价值：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发挥这些理想。这也是为什么在一个没有上帝的纯人类世界上，那种对我们道德能力的诉求缺乏其充量化刺激力的原因之所在。当然，即使在这样的世界上，生活也是一曲真正的伦理交响乐；但它是在两个可怜的八度音阶内演奏的，而它无限的价值区域未能充分展开。的确，我们中的许多人——像斯蒂芬爵士在他那雄辩的“一位律师的杂论”中——可能会公开嘲笑这种沉重心境的观念本身，这种观念是由那些遥远的人类后裔们的呼吁在我们身上唤醒的，他们的呼吁构成了人类宗教最后的诉求。我们并不是很爱这些本来的人们；而且，有关他们进化的完美、他们较高的平均寿命和教育水准、他们摆脱了战争和罪恶、他们对痛苦和发酵病相对高的免疫力，以及他们所有其他方面的否定性优势，我们听到的愈多，我们对他们的爱就愈少。我们会说，所有这一切都太有限了，因为我们也能看到超越这尘世之外的无限太空。他们缺乏无限和神秘的观念，也许他们都是以那种漫不经心的心境来对付这一切的。眼下没有必要使我们自己或让别人为这些未来的好人们痛苦不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