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一统文化的确立使中世纪成为神性的时代。正如恩格斯所说：“中世纪的世界观本质上是神学的世界观。”[6]在这一时代，人们把上帝作为最高权威，把来世作为人生的归宿，从中演绎出现世生活的全部意义。这种社会认识必然赋予教育以明显的宗教化目的。不仅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这样的神学理论家强**育要使人皈依上帝，查理曼大帝这样的世俗君王也把基督教作为教化百姓的主要工具。在中世纪的思想家中并不乏重视教育者，但是，他们重视教育、论证教育的依据并不在人自身、人类社会自身，而在于神圣生活的需要。教育是实现神性的基本途径。根据托马斯·阿奎那的理解，人的“幸福在于上帝”[7]，人的一切活动，包括教育，也都要服务于这一目的。
教会一统文化对个体人的束缚是十分明显的，对社会创造与发展能力的限制也是不可忽视的。中世纪，无论是与它之前的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相比，还是与它之后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运动时期相比，在教育思想的发展上都表现出一种相对的单一和被动。人们通常只是在宗教的范畴内探讨教育，教育不过是实现对上帝的信仰的一种工具，对教育性质和功能的这一理解抽去了教育丰富的内涵，使教育受制于教会、服务于神学，成为神学目的论所演绎出的结果之一。中世纪的思想观念把世界看成是上帝的造物，把人看成是带有原罪、等待上帝解救的羔羊。上帝权威的彰显使人变得渺小无力，对秩序和权威的服从压抑了人的自主性与创造力，活生生、充满生命**的人被淹没在来世和彼岸世界的辉煌之中。由于教义把人看成是生而有罪的，因此，教育更多地被看成是使人皈依上帝的一种工具。教育对人是约束力量，而不是解放力量，在中世纪被推到了极致。
另外，中世纪基督教的知识观也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在信仰高于一切的社会，不但知识的价值要被放在神性的天平上衡量，知识的构成也要经过神学剪刀的裁剪。奥古斯丁的一段话很有代表性，他说：“如有人问我们宗教上所信仰的是什么，那么，我们不必如希腊人所说的物理学家那样去考问事物的本性、天体的秩序、时间的意义等。我们也不可能有关于这些东西的知识，我们基督徒，不必追求别的，只要无论是天上的或地下的，能见或不能见的一切物体，都是因创造主的仁慈而受造，那就够了。”[8]如果说奥古斯丁是在谈论信仰问题时采取了排拒希腊文化特别是自然科学知识的态度，在他之后，基督教会则以更激烈的手段、在更广的范围内对世俗知识进行封杀。450年，教皇英诺森一世公布了必须销毁的异端书籍目录，其中除古希腊、古罗马的著作外，还有犹太教经典、原始基督教的著作，甚至经典本《圣经》以外的各种版本的《圣经》也在销毁之列。此后，教会不断公布新的禁读、销毁书目，还把不少有独立思维建树的学者以宣传异端邪说之名送上宗教审判台。人类智慧的很多宝贵遗产就这样被毁坏、被断送了。
中世纪在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留下了一段盘旋曲折、峰回路转的路径，在人类思想和智慧的磨砺与成长中也印上了深深的痕迹。中世纪留给后人的遗产是丰富而复杂的。
[1] 阿诺德·汤因比：《一个历史学家的宗教观》，晏可佳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2]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77页。
[3] 潘能伯格：《人是什么——从神学看当代人类学》，李秋零、田薇译，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6页。
[4] 基佐：《法国文明史》（第二卷），第l60页。
[5] 赵敦华：《基督教哲学1500年》序，第5页。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45页。
[7] 转引自叶秀山等：《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第二卷），第481页。
[8] 奥古斯丁：《教义手册》，转引自《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21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