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信仰与理性的争论对中世纪教育实践及思想的影响很大。中世纪早期，罗马教会以钦定的“四大博士”的著作，即哲罗姆翻译的拉丁文圣经、奥古斯丁的神学著作、安布罗斯和大格列高利写的教规与赞美诗作为教育神职与世俗人员的教材。教会不但禁止使用其他著作，甚至将拉丁文都分为神圣与世俗两种。只有拉丁教父使用的基督教拉丁文才能在教育中使用，古典作家写作时使用的世俗拉丁文也被排斥在教育的语言之外。加洛林“文化复兴”时期，远见卓识的查理曼大帝已经认识到信仰需要知识和理性。他礼聘当时欧洲最有学问的人主持法兰克王国的教育工作，大力推行“七艺”教育。他颁布的敕令明确提出：“有了知识会导致人为善。……通晓一般知识的人肯定更易于理解圣经中的比喻、寓言和形象化描述的真正的神圣意义。”[4]因此，推广教育、传播知识不但不会影响信仰的纯洁，还会加强信仰的力量。
经院哲学的兴起使信仰与理性之争达到了高峰。这个本来就出自修道院学校（经院）的学术派别对基督教教育的影响显而易见。这一时期的学校教育仍以神学课程为主，但记诵教父语录式的教科书已不能满足学生的需要。教学中，教师根据学生提出的问题，通过严谨地辨析词义、逻辑推理、辩论等来使学生认识教父典籍中涉及的哲学和神学问题成为重要的教学方法。逻辑推理、论辩方法的盛行极大地加强了理性的力量，正像长期在法国的圣马丁教堂学校任教的贝伦加尔所称，辩证法本身就是理性的杰作。正因为人被赋予理性，他才是唯一按上帝形象被造之物。贝伦加尔对理性的大力推崇使他被反对者称为“用理性解决一切问题”的代表。在他之后，众多的经院哲学家、神学家继续运用这一方式辨析各种哲学与神学问题。新兴的中世纪大学成为论辩的最好场所，造就了一大批思维缜密、逻辑严谨、语言简洁犀利的论辩高手，提出了一系列极有深度、需要高度智慧和知识造诣才能思考和解读的哲学与神学问题。这些问题至今仍吸引着众多研究者。正像比利时卢汶大学高等哲学研究所所长卡洛斯·斯蒂尔（CarlosSteel）所说：“中世纪对于欧洲思想的形成是何等重要，中世纪关于信仰和理性、传统和自主、理智的统一性、灵魂的不朽性、上帝的存在和世界的永恒性、形而上学的概念、国家和自然律、逻辑和语言、德性和**等等问题的讨论，对于现代哲学家仍具有挑战性。”[5]
四
中世纪及其教育的历史缺陷和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是教会强制、一统文化的形成及其对教育的负面影响。中世纪初始时期的社会动**与权力真空使基督教会成为西欧社会与精神生活的领袖，也使罗马帝国之后的欧洲成为基督教的天下。基督教教会成为西欧最大的封建主，基督教神学理论成为主导西欧社会的意识形态。基督教创立了一个超理性的信仰权威，同时又赋予其极丰富的道德内涵，这就使教会式、神学式文化的影响力（既是精神的，也是世俗的）达到了顶峰。这种教会一统的强制性文化被不少学者看成是中世纪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
教会一统的强制性文化在中世纪早期混乱和动**的社会中树立起权威的力量，为不同文化承传和生活境况的人们共存共处奠定了秩序的基础，也使精神和信仰的力量得到前所未有的张扬。然而，正是这种教会一统的强制性文化也形成了中世纪最主要的问题。这些问题随着教会一统文化的强化而越来越显现，并成为引发人们的思考和争论，甚至引发社会变革活动的重要因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