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教育既是信仰的传播，也是人的培养。人对人类本性的理解，对生活意义与价值的追求，人的道德修养和精神生活的构建，所有这一切都不是人的生物本能所具有的，而是后天教育和社会化的结果。人所建立起的文化世界，使人不能仅仅靠生物本能生存。人在不断地把自然转变为文化的过程中，在不断地用新的文化塑造来代替旧的文化塑造的过程中，获得了生命的意义，确立了人的使命感。这种使命感使人热血沸腾，这种热血沸腾是一切宗教生活的一个根源[3]，更是基督教赖以存在的基础。我们应该看到：《圣经》的创世记与其说是把上帝，不如说是把人解释为世界的主人，当然人是作为上帝的代表，作为上帝的摹本，受上帝委托对万事万物进行统治。西方人正是从这种精神中学会了让自然为自己服务，并且由此超越自然，探讨世界彼岸的上帝，获得人的存在所不可缺少的精神上的支撑与依赖。
三
信仰和理性在不少人的眼中是相互排斥和对立的。中世纪作为“宗教信仰的时代”，因而也被看成是非理性的、信仰至上的时代。古希腊时期的思辨理性主义和近代的科学理性主义之间存在着中世纪的断层。现代的研究者已经用多方面的研究揭示出这种看法的片面性。
信仰和理性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也是中世纪教育思想所涉及的重要内容之一。在这一时期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的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到对这一问题的既丰富又充满争论的看法。
在亚历山大学派的神学家那里，由于仍保留着浓厚的古希腊哲学思维的特征，他们对理性的重视与肯定是相当明显的。克雷芒提倡基督徒的所有行为都要受理性的支配。这里，理性含义广泛，包括知识、智慧、哲学、爱等。它们与信仰不但不矛盾，还是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他的学生奥利金把理性细化，提出“可见的本性与不可见的理性”之分，前者支配身体欲望和活动的本能，后者影响灵魂的目的与意志。希腊教父神学家努力在自己所建立的思想体系中包容信仰与理性，但在如何看待两者的不同特性，如何处理两者的地位、作用和相互关系等问题上，他们已出现了立场上的偏斜。克雷芒一方面把哲学看作神学与世俗学问的中间人，另一方面规定了信仰先于知识、高于哲学的原则。奥利金试图更深刻地揭示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提出哲学是人的智慧，而《圣经》是神的智慧，虽然神的智慧高于人的智慧，但这并不意味着信仰高于理性，因为不能把神的智慧等同于信仰，也不能把人的智慧等同于理性。他要做的是把知识置于信仰之上，因为在他看来，以天赋理性获得的知识比单纯的信仰更接近上帝。希腊教父们对理性的崇尚与推崇态度在随后的拉丁教父那里虽然已很难见，但承认理性存在并试图揭示其与信仰所具有的不同特性作为神学和哲学的基本命题之一却从未完全消失。德尔图良那句实际并不存在的名言“正因为其荒谬我才信仰”，与其说是他否定理性存在的表现，不如说是突出了他强调信仰与理性相区别的基本观点。以后的奥古斯丁以及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都从不同方面丰富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与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