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承担着文化传递和传播的重要功能。这种功能的履行常常超越地域、民族或国家的界线，与特定社会的经济、政治实力也并非总是正相关的。在中世纪文化教育的历史上我们可以找到很多这样的实例，这推动着我们更深入细致地研究中世纪的社会和教育形态，更深刻地理解教育与社会、与历史发展的复杂关系。
二
在教育史上，中世纪被称为“神性的时代”。神对人的思想、精神甚至肉体的控制被认为是这一时代教育的基本特征。文艺复兴运动以后，人文主义的思想大旗高高飘扬，古典人本主义教育精神的再现与复归成为时代进步的重要标志。启蒙运动以后，人对神的反抗、人的理性对神性的挑战更成为批判并推翻旧制度的主要突破口。
然而，如果我们透过近代社会所营造出的人神对立的表象，如果我们超越单纯理性思维所难以避免的局限，我们会发现，中世纪教育并不像很多人归纳的那样单一，神性与人性在教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内在同一性。
历史上的基督教和其他以至高无上的神为唯一信仰的宗教（如伊斯兰教）一样，在其发展的早期阶段发动了一场造神运动，这一运动的直接结果是使基督教彻底划清了与自然主义或形式主义的希腊罗马民间信仰的界线，也使基督教的信仰对象具有浓重的神秘主义、唯灵主义色彩。然而，我们必须看到：基督教所说的基督是“人子”，是“上帝之子”。他既是人，也是神，“基督神人性”和“三位一体”一样是基督教的核心思想，它构成了基督教信仰的基础，也是其教育思想和活动的内在支撑物。正像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说：“基督教的本质是对人类本性的认识。”[1]耶稣基督的无可言传的神秘之中，隐藏着人类对内在人性和自我的寻求。
在西欧，基督教用“原罪”与“赎罪”说奠定了上帝与天的基本关系。表面看来，这种“罪由亚当而来恩由基督而得”的说法使人整体上失去了独立地位，人的自由意志和选择也成为导致恶行的根本原因，只有上帝的恩典才能拯救人类的信念引导人放弃现世努力，追求来世幸福。然而，如果深入分析，我们会发现，“原罪”与“赎罪”说中包含丰富的关于人神关系的积极认识，它推动人们以更积极和乐观的态度去应对现世生活、去充实和完善自己。
人的善恶问题是基督教思想家讨论的中心问题之一。主张人性本善的佩拉纠派（Pelagians）坚持人的命运取决于人自身，人只要充分发挥自己的本性，就可以选择善，并不需要上帝的恩典。这种主张为坚持人性本恶的奥古斯丁派所反对。人的原罪说和上帝的恩典说是奥古斯丁理论的核心。但是即使在奥古斯丁这里，他也并没有完全否认人的自由意志的存在。在他看来，人的肉体本身并不是恶，它具有自身的完善性。是人的自由意志导致了恶和罪的结果，它们是人的自主选择，而不是上帝所能代替人做出的决定。虽然晚年的奥古斯丁鼓吹“人已经死了”，借此意指人已经失去了自由选择的能力，但在他的恩典说中，又包含上帝之子耶稣牺牲自己为人类赎罪以后，人的意志又恢复了选择善恶能力的内容。毫无疑问，基督教所说的上帝的恩典更多的是一种外在力量的产物，但是，它作用于人身上，产生的却不仅仅是束缚的功能，甚至相反。正像马克斯·韦伯所说，“由确信而产生的极度轻松的感觉使罪恶所造成的巨大压力得以排解”[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