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从当时的科学发展来看，罗吉尔·培根关于经验和个人体验的思想，尽管反映了他对经验的重视，有利于科学实验思想的发展，与以往和当时的思想家构成了明显的区别，但在他的思想中，神秘主义却占了支配的地位，因而也有许多荒诞的思想和迷信。例如，他把占星术和天文学、巫术和力学、炼丹术和化学混杂在一起，并在经验中掺杂了一些神秘的内容，这又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实验科学的发展。
尽管如此，罗吉尔·培根的人生经历，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哲学观、人生观和知识观对他的教育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从哲学观来看，罗吉尔·培根重视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特别是重视亚里士多德哲学中实用科学的思想，并用这种思想去全盘改造基督教经院哲学，这使他的思想具有一种开放、融合和批判的特征，这一特征也成为他的教育思想的基本特征。
从人生观来看，罗吉尔·培根从对关注自然的兴趣出发，对自然科学和实用科学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和追求。他一生承受了“标新立异”之嫌，遭受了迫害、囚禁之苦，这使得他的人生观更具有一种超前和开拓的特征。这一特征使得罗吉尔·培根在教育的学术改革的探索上，提出了许多有新意的思想和见解，超过了许多同时代的思想家和教育家。
从知识观来看，罗吉尔·培根尽管还保留了对传统的推理地位的重视，但他开始重视经验在认识来源中的作用。当他在从经验的角度来认识和理解事物时，实际上提高了经验在认识来源中的地位。他把哲学的研究和思考与实际的经验联系起来，为思考和改造旧的基督教教育提供了现实的参照物。
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罗吉尔·培根对教育进行了新的思考、批判和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这一时期教育的发展。
首先，罗吉尔·培根对经院教育不重视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和著作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他认为当时的经院教育和教学是十分落后的，不仅不重视自身的改革，还阻碍新思想的吸收。他描述了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著作在巴黎和牛津的境遇，指出，在1237年以前，尽管人们已经翻译出了亚氏的《自然哲学》和《形而上学》以及其他书籍，但这些在巴黎都被列为禁书，这是因为这些著作中有物质和时间不灭的观点。在牛津大学时，他才首次听到坎伯雷大主教圣爱德蒙讲授《诡辩术》。罗吉尔·培根认为，直到1292年，绝大多数拉丁族人认为亚氏的哲学著作很少有几本值得一读，亚氏的包罗一切知识的哲学著作也没有被译成拉丁语而不为拉丁族人所知。[5]不仅如此，在基督教社会，许多有关古典道德和科学的书籍也十分缺乏。罗吉尔·培根也描述了这种情况：“亚里士多德、亚维新纳、辛尼加、西塞罗和其他古典作家的科学书籍，除非用高价不能得到，他们的主要著作还没有翻译成拉丁文，其他复本在普通图书馆或其他地方都找不到。……还有和道德科学相关联的最有用的书籍也是这样。”[6]
其次，他对经院教育的发展方向和存在的问题也给予了有力的批判。他指出，经院教育和教学只重视中世纪的神学课本，而取代了对《圣经》的研究，偏离了正确的方向。他说：虽然神学家的主要研究对象应当是《圣经》经文，“可是近50年来神学家主要从事众所周知的论文集和《神学大全》中所辩论的问题，完全不是上帝的神圣经文。因此，神学家对人传授的是关于学术问题论文的现成答案而不是《圣经》的经文……这些问题大部分是以辩论和解答问题的方式引入神学，用的是哲学术语”[7]。可见，在罗吉尔·培根看来，这时的经院教育和教学已经背离了原有的正确方向，背离了对上帝的信仰主要应通过个人对《圣经》理解的途径，这种经院教育和教学只能把人们的思想和思维搞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