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法兰克疆域的不断扩大，原有的宗教传教方式也不再适应新型传教对象的需要，特别是各种民族方言与传教的拉丁一体化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这就需要培养能用不同方言进行布道的教士；同时，这一时期的战争致使整个教士队伍传教水平不高，而基督教化运动的推进则需要提高他们对经义的理解和传教的水平。这两方面因素的作用，要求查理曼改革现行的教会教育，创建新的教会教育体系。关于当时的教会教育状况和教士传教水平，查理曼在一封写于794—797年的给富尔达修道院院长的信件中有所揭示：“……这些年来从各地修道院送来的信件中经常显示出对居于当地教友的神圣而虔诚的祈祷仪式的狂热，我们已经注意到在同样这些人写的东西中崇高的情感与粗陋的语言奇妙地杂糅在一起，这是因为对学识的忽视致使他们没受**的舌头无法准确无误地表达那由虔诚的信仰在内外两方面所支配的东西。由此我们开始担心，因写作技巧的贫乏，他们将远远达不到理解《圣经》所需要的智慧。”[16]针对这种现状，查理曼通过法令的形式来改革教会教育。他于789年颁布《普通告诫》，规定“要设立学校教孩子读书，要在每一个主教区和每一个修道院里教授赞美诗及其曲调，教授圣咏、计算和语法，要让教士们都有一丝不苟地订正过的书”[17]。同时，《普通告诫》还特别关注教区牧师的学问质量和等级，他们应当了解关于信仰的真理、圣礼的形式、弥撒和赞美诗的祈祷文，他们还应当有布道的才能。另外，在787年发给各主教和修道院长的公告中，查理曼在评论了修道院书信中所出现的拙劣的错误后，提出教士应为正确理解基督教《圣经》而学习。“我们规劝你们，不仅不要忽视学习文法，而且要谦卑而不停地运用文法。这样你们就能更易更快地深入《圣经》的奥秘。学了这些修辞手法以后，无疑，读者就会更好地理解到所学的《圣经》的根本意义。为此，让既能而又愿意学习同时又希望教其他人的人们都学文法。”[18]查理曼前期主要关注教会教育，而从796年之后（根据796年以后的公告判断），查理曼的教育政策从以僧侣和牧师教育为主向平民教育方面渗透和扩大。他在812年发布的一份公告中表明了这一点。虽然这时期世俗教育仍然很弱，但为后来世俗教育的进一步扩大奠定了基础。查理曼通过这些带有强制性质的公告、法令的颁布，建立起了教会学校，成为以后教区学校的原型，并且通过对教育的提倡，培养了一批基本上能胜任的像样的教区教士。这为发挥基督教化运动的社会稳定功能起到了一定作用，同时也培养出了一批专注于世俗事务的上层阶级和僧侣阶层，大大充实了法兰克的人才队伍，为保证法兰克王国统治秩序的稳定也起到了相应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查理曼的教会教育改革，形成了西方教会注重教育的传统，为后来修道院办学及修道院等成为文化中心奠定了基础。
2.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查理曼出于统治需要和自身对知识的渴求，形成了对知识和人才尊重的观念，并且将这种观念与其社会统治实践相结合，形成了黑暗时期所特有的文教政策。正是自上而下的对知识和人才的尊重，才带动了整个社会文化的复兴。在复兴中，具有古典意义的学术活动得以逐步呈现，形成了一批早期的具有初步知识分子意识的学者群体。尽管群体本身所附加的神性占据了主导地位，但他们无疑成为十二三世纪知识分子的先驱。更为重要的在于这种来自统治阶层的对文化事业的关注，形成了良好的社会氛围和文化传统，成为后世统治者，如阿尔弗烈德大帝等，有意或无意加以模仿的蓝本，在一定程度内化成了贤明君主的一种素质标准。所以，其意义是不容忽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