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出于对宗教的虔诚，出于维护神性社会的需要，查理曼致力于国内特别是教会文化水平的提高，充当和扮演了文化智识的保护者的角色，在其父丕平奠定的基础上将加洛林“文化复兴”推向**。所以有学者在研究加洛林“文化复兴”的起源时指出：“加洛林复兴的起源必须到查理曼的自我使命感和由虔诚激发起的对无上君权的尊严感中去找。”[4]“他常常接受这样的熏陶：他的权力是上帝委任的，为的是让他保护教会、维持他的臣民的道德，他不能仅仅给他们带来一种模范生活的局面，而且还必须留心眷顾他们信仰的成长。”[5]正是由于这样的动因，查理曼在文化教育上采取了大量的措施：创办教会学校，发布法令强制教会教育的正常进行，从经济等物质条件上给教会以保障，设立世俗教育机构等。这些政策无疑都带有极强的宗教色彩，这也是整个中世纪文化教育的主要特点。但对教会教育的支持客观上保留了西方文明的火种，同时也对世俗教育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此，博伊德、金认为“查理大帝才是所有赞助教育的君王中最杰出的”[6]。
作为一个留下光辉业绩的君主，查理曼在人格品质上同样有其独特之处。艾因哈德在《查理大帝传》中写道：“查理还是以最大的精力进行他所从事的事业，在他所努力争取的目的完全达到以前，他怀着不屈不挠的毅力，既不间断，也不松懈。”[7]他“从不因为所需要付出的辛劳而拒绝承担或从事任何事业，也从不因为害怕危险而退缩。他了解他所承担或完成的每一件工作的真实性质，因此，他从来不因为失利而受到挫折，也从来不因为侥幸而迷失方向”[8]。艾因哈德对查理曼的评论虽然不乏溢美之词，但法兰克王国领土的扩张、对撒克逊人历经30年的战争与查理曼的这种人格力量是有深层的内在联系的。同时，作为君主，他在对内处理臣民关系上具有一种仁慈之心。查理曼曾在794年颁布过一个著名的限制最高物价的法律。以前的学者大多认为这项法律的颁布更多的是出于一种经济目的，而美国学者汤普逊对此则提出：“这项法律的用意，与其说是为了经济目的，不如说是为了救济穷人的苦难，那是由教会制定的一种基督徒的义务。”[9]这种观点与艾因哈德在《查理大帝传》中所载的史实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这种观点与史实之间的一致绝非偶然，皆源于一种道德的动因，来源于个人人格上的仁慈之心。这种伟大的人格魅力除开创了与神圣罗马帝国相媲美的法兰克王国以外，同时也为查理曼本人带来了极大的荣耀。他在世时曾被称作“荣膺上帝恩典的法兰克和伦巴底之王、罗马贵族查理”。这一称号所代表的几乎是世界性的权力，使得他可与古罗马皇帝的权势相媲美，其荣耀在800年的圣诞之夜达到顶点。当他在罗马的圣彼得教堂出席圣诞弥撒时，教皇利奥（PopeLeo）把一顶金皇冠加于他的头上，在场的所有人向他欢呼：“上帝加冕的奥古斯都、伟大而宽宏的罗马皇帝查理万岁！”这一称号使查理曼与奥古斯都臻于同等的地位，步入西方历史的伟人之列。对此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的看法，如英国学者菲利普·沃尔夫在《欧洲的觉醒》一书中指出：“查理曼并未普遍地被人们列入历史伟人的行列。他的成功主要得力于他的个人勇气、他的军队的强大组织以及他的敌人的软弱和孤立，而不是任何战略的天才。”[10]虽然历史评价不一，但查理曼在特定时代的所作所为及其对后世西方的影响是人们所公认的。
（二）查理曼时期的基督教化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