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里杰纳关于教育目的的论述主要散见于他关于哲学与宗教关系问题的论述之中。在伊里杰纳思想中，哲学与宗教、理性与信仰、理性与权威所探讨的都是同一个问题，即试图用哲学去诠释宗教，实现理性与信仰、哲学与宗教二者的调和和统一。这种调和思想特别是哲学与宗教二者间的调和并非伊里杰纳的首创，“历史地看……他是9世纪时这种始于2世纪而在5世纪十分活跃的、想把亚历山大的新柏拉图主义和基督教神学混合起来的企图的代表者和译员。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显示出他是继承了这些事实和专有名词的；他是想把事情一直追溯到雅典本身、追溯到古代哲学各学派内部的那条虔敬幻想的链条的最后一环”[108]。基佐的这段说明充分表明了伊里杰纳的思想渊源。他特别推崇奥古斯丁“哲学即对智慧的爱，无非就是宗教”的观点，这在他《论神的预定》一书的开头便被加以引用，在这种思想的基础之上，他提出了“真正的哲学就是真正的宗教，反过来，真正的宗教就是真正的哲学”的哲学与宗教同一论的观点。他以哲学为出发点，试图把哲学与宗教调和起来，他认为“上帝不是哲学的禁区，它不只是宗教信仰的对象，也是哲学研究的对象，宗教崇拜和理论思维应具有同等的地位和权利”[109]。在他看来，信仰和理性二者并不矛盾，而应当是内在一致的，这可以用他关于信仰和理性的理解加以证明：“我认为信念无非是按一种合理的本性从它里面衍生出关于造物主的知识的某个原则。”[110]这实际上表明伊里杰纳认为信仰来源于理性，具有高扬理性的趋向。而关于理性，他认为“灵魂它本身是未知的，可是它开始对它自己显露出来，并对其他东西也按它的形式显露出来，那就是理性”[111]。这表明他所理解的理性自身就是一种神化了的理性，是神向人的启示。作为一个宗教信仰者，尤其是身处中世纪教会居于绝对主导地位的宗教信仰者，他的思想仍然是以宗教为基础的，他不否认宗教经典《圣经》的权威，但他主张必须要用理性对《圣经》加以合理的解释。“在一切事物里我们必须听从圣经的权威，因为真理就被封闭在那里，就像封闭在一个秘密的圣殿里那样；可是我们切不可认为，为了赋予我们神圣的天性，圣经总是使用精确而文雅的字眼和符号；它利用比喻、隐蔽而形象的词语，屈就我们的弱点，并用一种简单的教育方法提高我们迟钝而幼稚的思想。”[112]这暗示伊里杰纳试图对《圣经》的权威进行合理解释的努力。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承认《圣经》只是作为一种形式上的权威，而这种权威的认可则要取决于理性对《圣经》的合理解释；这实质上是一种反权威，是对理性力量的一种认可。这与他关于权威与理性关系的思想是相一致的，他认为，“权威是理性的衍生物，并不是理性从权威中衍生出来。一切不被理性承认的权威似乎是没有价值的。与此相反，理性无故地寄托在自己的力量上，无须经任何权威批准。合法的权威，在我看来，只是被理性力量所发现而由神圣的神父们传送出来供后代利用的真理”[113]。在这里，理性实际上已成为权威认可的一种标准和准则，而超越于权威了。这种思想与他认为《圣经》是最高权威的观点产生了矛盾。对此基佐认为，“他需要有宗教这个盾牌来保护自己，来对付以他为对象的种种攻击”[114]。这种解释与伊里杰纳自身所处的时代和其思想经历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能够较为合理地解释其思想中自相矛盾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