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十字军东征的利益驱动也源于他们试图对国内经济困境的摆脱。长子继承制的施行，迫使无继承权的幼子们“用他们的宝剑来寻找生路”；封建主在其所属土地越来越少的情况下，为了维持奢华的生活，除“加紧压迫农奴，使农奴贫困化来弥补自己的亏空”以外，还随时准备“干着任何危险的事情”来摆脱经济上的困境；处于社会最底层受压迫最多的农奴阶层在教皇缓期偿债和解除人身依附关系的影响下，也希望借此摆脱依附地位而获得独立的人身自由，因此他们往往具有更大的热情，构成了十字军运动的主力。所有这些阶层无疑都把十字军运动看成“是一个来自上帝的号召”[5]，看成他们摆脱困境的最佳选择。对此，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期的一位观察家曾清醒地指出：“有些人由于好奇心而到东方去；其他的人由于家中生活窘困而需要打仗，不管是反对基督教的仇敌也好，朋友也好，以此来终止他们的贫困状态；还有别的人要逃避他们的债务，要逃避他们应该履行的义务，或要逃避为了他们的罪行而应得的处罚。”[6]由此不难看出，各个阶层对经济利益的考虑成为十字军赖以形成的深层动因。
3.十字军东征的社会政治驱动
从社会政治意义上讲，十字军运动又是一次西欧社会内部矛盾转化和教会重新确立权威的运动。
在经历了6—10世纪的权力不断重组的过程之后，西欧社会开始步入一个较为稳定的阶段，为了保持这种稳定的长期存在，教会曾发布“神命休战”命令，力图做出在圣日及圣季进行战争系属非法的规定。但西欧社会几个世纪以来所形成的好战特性无法保证这种休战制度的顺利执行，就连那些提倡休战制的僧侣们也认识到：“封建社会对战争恶习已经根深蒂固，不可能把战争完全压制住。”[7]为了把这种好战本性引出欧洲社会，教会试图通过与异教战争的神圣化、正义化来达到该目的。早在西班牙与穆斯林作战时，这种反异教战争就被理想化为正义战争，这种思想在1150年的格累细亚的诏命中得以最终确立，“当时，军事精神和宗教狂热混淆在一起，僧侣和军队汇成为宗教—军事团，而上帝战争代替了上帝休战”[8]。因此，可以说十字军东征做到了停止私斗运动未能做到的事情，把封建贵族中大批最残暴倔强之徒引向外地，使西欧社会免于劫掠，这无疑是西欧内部社会矛盾向外的野蛮转嫁。同时，11世纪的欧洲出现了连续多年的自然灾害。从1089—1095年西欧连续7年干旱，使农奴阶层面临生存困境。基柏特·得·诺根特曾记载：“法国人在这时期遭到饥荒，接续而来的歉收，使谷物价格飞腾上涨。唯利是图的商人们，按照他们的惯例，靠着一般人的苦难，还在进行投机买卖。食粮又少又昂贵，穷人吃树根野草来充饥。”[9]再加上这时的封建主为维持原有的奢侈生活而加重了对农奴的剥削，使得广大农奴不堪重负。这种矛盾已经积聚到了行将爆发的边缘。因此在这时发起十字军东征无疑为广大农奴找到了一条突破困境的出路，从而实现了把国内的尖锐矛盾转嫁到西欧以外去的目的。为使这一目的得以充分实现，教会从精神和物质方面给以利诱，例如，教皇乌尔班二世在1095年的动员演说中宣称：“凡愿献身于这项神圣事业的人，都将获得最高精神酬报：‘积极参与出征行列，以清赎自身罪愆，永葆天国不朽的荣誉。’”[10]同时他还许以物质**：“这边有的不过是忧愁和贫困，那边有的是欢乐和丰足。”由此不难看出，十字军东征的发起是西欧教会和世俗贵族有意识地将矛盾转嫁的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