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军东征是一种圣地朝拜热情与基督教普世理想二者共同作用的产物。自10世纪开始，西欧出现了到耶路撒冷朝拜的热潮，这被认为是实现“救赎”的最为虔诚的行动。但这一时期耶路撒冷处于伊斯兰教的控制之下，这使得大多数朝圣的教徒往往要历尽千辛万苦方能达到，这不可避免地在基督徒中酝酿出圣地收复运动的思想萌芽；同时这也是基督教对异教徒进行打击以实现其“以基督精神归化天下”的普世理想的需要。因此，可以说早在10世纪便埋下了十字军东征的宗教动因。这种动因在11世纪随一次正常的领土之争而得以现实。11世纪下半叶，塞尔柱突厥民族在西亚兴起，于1055年推翻巴格达哈里发的统治，又于1071年在现在亚美尼亚境内的曼西克特击败拜占庭军队，并且占领了大量小亚细亚的土地，直接威胁着君士坦丁堡的统治。鉴于国家的危急情况，当时的拜占庭国王亚历克修斯一世放弃与西欧教会间的前嫌旧怨，吁请当时的教皇乌尔班二世（PopeUrban Ⅱ）援助。这为西方教俗社会向东方拓展提供了契机。为获得行动上的符合教义的正义之名，西欧社会大肆制造塞尔柱突厥人玷污圣地、迫害朝圣者的谎言，从而号召广大教众进行“圣战”以收复圣地，拯救东方基督教徒。这样就使十字军东征在“圣战”的名义下得以合法化。但他们所宣扬的对朝圣者的迫害以及对圣地的玷污则与历史事实不相符合，汤普逊认为这些宣传仅仅出于反伊斯兰教目的而利用教众的轻信心理煽起他们的狂热。事实上，早在869年，耶路撒冷教长狄奥多西在写给君士坦丁堡一神职人员易格那提阿的信中，就曾赞扬了东方教会的宽大政策，他说道：“他们是公平的，因而我们在任何方面没有遭受到压力。”[4]这种状况即使在突厥人占领耶路撒冷后也未曾改变。由此不难看出，所谓的“圣战”不过是利用宗教因素作为一种借口和幌子而已，这并非十字军东征运动的本原动因，这也应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古语。
2.十字军东征的经济利益驱动
对利益的贪婪构成了十字军东征的根本动因。这种贪婪一方面表现为对东方财富的攫取欲望，一方面也表现在对国内经济困境的摆脱之上。
随着地中海沿岸城市与小亚细亚等地的贸易往来的增加，以及朝圣者不断带回关于东方富庶景象的夸张性描述，东方的富足成为西欧整个社会所钦羡的对象。所以在宗教“圣战”的契机之下，他们力图将这种可望而不可即的羡慕变成现实，因而他们纷纷以巨大的热情如潮水般地涌向东方。这种心态从十字军士兵的信件和行为中即可得到鲜明的体现，“在十字军兵士的行为里或他们的信件里，很少可指明，他们已经一般地放弃那些其他中世纪战争里所反映的动机和欲望”，“他们热衷于下列传说（似乎是更起作用一点），东方神话式的财富、黄金、白银、美女正在等待掠夺者的手，诸如此类的故事”。因此，汤普逊指出：“我们不能不重视‘爱好金银和美女’的**力。”这种**力终于随着君士坦丁堡的攻陷而变成现实，此时，所谓的圣战和对异教徒打击的幌子已不再能遮住十字军本性中贪婪的攫取欲望，利益的驱动战胜了基督的正义与仁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