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尔伯特这种对古典人文书籍的重视在教育上则表现为对这些相关知识的传授。吉尔伯特在教学过程中对许多拉丁诗人的原作进行讲授，其中包括维吉尔、贺拉斯（Horace）、斯塔裘斯（Statius）、德伦西（Terrence）、佩尔西乌斯（Persius）和朱维纳里斯（Juvernalis）等人的作品。和同时代的其他修道院学者不同，吉尔伯特并不过分在意去删除那些关于迷信和灵魂不朽的与正统基督教教义相抵触的内容，而是尽量让学生学习原著。他认为这是学习修辞和辩证法，特别是锻炼、培养人的雄辩能力的重要前提和基础。里歇曾记载道：“只有在他的学生熟悉和掌握了这些人的作品及风格之后，他才让他们涉及修辞方面的学习。”[162]在这些古典拉丁学者诗人中，吉尔伯特尤为注重对西塞罗著作的学习和传授，他认为“西塞罗的著作是罗马雄辩术的代表和先驱”。考虑到他对学生雄辩能力培养的需要，因此他对西塞罗的关注则不足为奇了。吉尔伯特曾公开声称：“在所有的人类文物中，没有什么比那些包含在著名学者众多著作中的思想、智慧更值得推崇与尊重的了。”吉尔伯特这种对古典作家的偏好遭到当时许多正统修道院学者的攻击，史载有一次当他指责罗马人愚昧无知时，教皇使者毫不客气地回敬他：“自从开天辟地以来，上帝就已经选择了村夫野汉，而不是雄辩者和哲学家。”[163]不难看出，吉尔伯特是一个超越其时代的古典人文主义者，他的思想更接近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美国学者沃尔夫曾这样评价吉尔伯特，他说：“甚至16世纪最伟大的人文主义者们，也没有像他那样贪婪地寻找书籍。”[164]这一方面肯定了吉尔伯特人文主义者的身份，另一方面又反映出吉尔伯特对建立图书馆的不屈信念和其教育思想中的古典人文特色。
2.注重对传统“三艺”学科的传授
吉尔伯特作为一个古典人文主义者，充分继承了古典教育中注重教授“三艺”的传统，但和加洛林时代不同，他并不主要是一位语法学家，而更多的是着重于传授“三艺”中的逻辑（辩证法）与修辞学科。在这三种学科的关系上，他认为学习文法是基础、前提。所以他在教学中十分注重对拉丁古典诗人学者作品的传授。这项基础性的工作主要由兰斯修道院学校的普通教师承担，他则对逻辑学和修辞辩论有着较为深入的研究。他对逻辑学的教育往往是通过对一些作品的讲解来进行的，这些作品包括《波菲利》（Poorphyry）的序言、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篇》以及波伊提乌的一些作品。在教学过程中，主要由他阅读这些作品，在阅读过程中穿插一些讲解，讲解的观点大多来自古典学者的观点以及他自己的一些看法。他通过这种方法让学生能理解和把握这些作品的思想内涵，并在此基础上组织一些必要的讨论，以加深和巩固他们对这些作品的理解。这种教学方法直到13世纪时还被人们普遍地采用。吉尔伯特教授修辞的主要目的在于培养能自如运用修辞知识、理论进行辩论的雄辩家。因此，他的修辞教学就带有极强的系统性和实用性。首先，在理论学习上，他把修辞课程所涉及的所有材料都归纳成一张表，便于学生系统地学习这些基本的修辞原理。其次，他让学生把这些学到的知识运用于辩论的实践中去。里歇曾记载吉尔伯特在教学过程中“曾让诡辩家带领学生进行辩论的实践”。这种方式使学生能够实现理论与实践二者的结合，真正做到学以致用。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吉尔伯特已经超越了传统经院教学中刻板、僵化模式的限制，无疑具有与其时代相较而言的进步意义。
（三）自然科学教育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