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尔伯特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实用，而不在于作为人身份、地位的象征或依附。他在984年写给图尔主教埃伯拉尔（Ebrard）的一封信中这样说道：“我不像盘尼修斯（Panetius）要把知识的有用性与知识的点缀性二者分离，恰恰相反，在此我和西塞罗一样，总是尽力使这二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158]这就充分表明吉尔伯特注重的是知识的实用价值，而反对仅把知识看成是点缀和装饰的观点。但他并不否认知识具有提高人修养的价值，认为这种价值的实现必须是建立在实用前提下的一种丰富。因此，吉尔伯特的这种教育实用论在很大程度上冲破了中世纪以前人们为知识而知识的教育目的论，从而把教育同个人的实践以及社会现实联系在一起。这不能不说吉尔伯特的思想具有极鲜明的现代特色。他这种教育目的论具体表现在他对修辞学科的教授之上。他从他自身的政治经历和政治实践出发，认为“雄辩对于那些不关心社会公共事务的人来讲，唯一目的只在于作为一种装饰和点缀；而这对于那些卷入公共事务中的人则不适合，他们必须要有雄辩的才华以阻止那些具有暴力性精神的危害。在这种意义上，会说可以说是处理公共事务最为重要的一种手段。”[159]因此，他认为修辞教学的真正目的在于培养能熟练运用辩论技巧和修辞知识的雄辩家，要使他们在辩论时对这些理论知识的运用达到自如的境界，以至于上升到一种无艺术（artlessly）的境界。这就充分表明了吉尔伯特最终的目的还是落脚于知识的运用。同时，这种目的论也体现在吉尔伯特对科学知识的传授之上，例如，他对天文学、医学、珠算等知识内容的传授无疑都具有极强的实用色彩。
（二）古典人文主义教育思想
吉尔伯特虽身为教会统治居于主导地位时期的教皇，但他却是一个典型的古典人文主义者，他直接继承了加洛林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精神，同时又融入其所处时代的特有的见解和偏好，二者共同形成了其丰富的人文主义思想体系。对此美国学者达林顿这样评价道：“吉尔伯特尽管生活在中世纪最为黑暗的历史时期，但他的思想更像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而不是中世纪时期的思想；他更多的具有文艺复兴时代教皇的特征，而不像是一个中世纪时期的教皇，他的思想更适合于15世纪后的文艺复兴时代。”[160]这表明吉尔伯特思想中人文主义成分的重要地位。同时，这种人文主义特征也反映在他的教育思想之上，使他形成了有别于这个时代的独特人文主义教育思想。
1.重视古典人文典籍的收集和传授
吉尔伯特继承了加洛林时代图书馆建设精神的传统，从当时书籍匮乏的实际出发，大量收集各种古典人文书籍，试图建立起兰斯修道院学校的图书馆。当他983年出任博比奥修道院院长时，那里有着十分丰富的藏书，包括大量古代诗人、雄辩家、哲学家的著作。当他离开这里回到兰斯时，他私下收买了一个修士以获得他所需要的书籍。他曾经说道：“你知道，我是多么急切地在寻找各地的书籍；……你不要让别人知道，快去帮我搞一些曼利乌斯（波伊提乌）的天文学抄本、维克托里的修辞学抄本和德摩斯梯尼（菲拉列特）论述眼疾的抄本。”[161]这段话较为充分地表明了吉尔伯特对书籍的渴求和他所收集的藏书的大致范围，主要集中于古典“七艺”书籍。在所保留下来的吉尔伯特书信中，关于他对书籍的收藏对象没有一次被提到是与宗教有关的，而都是对古典人文书籍的渴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