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阿伯拉尔还对赎罪说和因信称义做了一定的诠释和发挥。关于赎罪说，他认为魔鬼根本没有权力单凭诱骗就使人犯罪，除非这是得到了上帝的允许，把人交给魔鬼来处分。“魔鬼不曾有权单凭诱骗而把人害了，除非或者如上所述，这事经蒙上主允准在先，把人交给恶魔当作狱吏或凌虐者而加以惩罚。”[146]如果说是上帝允许在先的话，那么也就不存在赎罪一说了，因为失去了赎罪的对象，即应该向谁赎罪，而如果是向魔鬼赎罪，又未经上帝允准，那么就与上帝至高无上的权力自相矛盾。因此这也是不能成立的。对基督耶稣的代赎说，他认为人类获救而耶稣受死是犯了大罪，因而应对此进行更为合理的解释。他认为这是通过耶稣的血达到与上帝的复合，是“由于那显给我们的唯一神恩，即圣子化成了像我们一般的人性，从而以道德实范教训我们，甚至于死。上帝就用了爱心更完满地把我们和他结合起来；其结果，我们的心情由于这样一种神恩的赐予而加热燃烧，再不怕任何含辛茹苦而真切爱神了”[147]。在对代赎说的重新诠释中，阿伯拉尔涉及了“因信称义”的解释，他认为“上帝的义就是上帝所赞许的”，这种义具体体现为一种爱心。“义成乎爱”，这种爱来自福音而不是来源于律法，“上帝的义今在律法之外显明给那信基督的一切人”[148]，并把这种爱普惠于众人，上帝以这种爱与人们相联系，只要人们具有了这种爱心，就可以称义。因此称义是因上帝的爱而义。阿伯拉尔的因信称义说无疑是其爱情精神的扩大化，对此德国学者施皮茨莱指出，阿伯拉尔“一开始就试图使海萝丽丝从人性之爱达到完美性之理想转向经由上帝之爱的道路达到完美性之理想”[149]，也可以说生活经历影响了其思想的形成。对爱的强调无疑站在人的角度，强调了人与人之间建立在宽容基础之上的联系，只要“有爱就能得救”的思想更是突出了人的主体性地位。因而从此意义上讲，阿伯拉尔的思想具有典型的人文关怀和人文意义。
阿伯拉尔的伦理学思想在其《基督教神学》一书中得出结论：有些犹太人和异教徒也能获得上帝的恩典。这种观点与教父时期流行的“基督教是真正哲学”的观点并不矛盾。正是这一观点遭到了同时代保守神学家的谴责，而他观点中对道德主体的界定、对人性的高扬、对赎罪说和原罪说的批驳却并未引起大的反对。由此可见，他的伦理学思想并不为其时代所理解。这种思想对后世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对此，勒戈夫做了深入的分析，“正如冈底亚克说：‘《伦理学》中的自我认识，表现为对自由表示赞同的分析，通过它我们可以承认或否定对上帝的不敬，即罪孽……’阿伯拉尔也写道：‘心灵的忏悔于是就消除罪孽。’在这个世纪末出现的忏悔神父们，全都把这一逆转变化引入了赎罪心理学（如果不说赎罪神学）。城市和学校中的心理分析就这样进一步深入，教会的圣事也真正‘人性’化了。这对西方的思想是多么重要的财富”[150]！
（四）阿伯拉尔的教学方法论
在方法论上的创造是阿伯拉尔对其同时代人和后来的学者贡献最大的成就。勒戈夫评价他“主要是个逻辑学家”，“是辩证法的伟大的先驱者”，“他像所有的伟大哲学家一样，首先研究出一种方法”。[151]他关于方法论方面的论述主要体现在他的《逻辑学初阶》《是与否》和《方法论》等三部著作中。在《方法论》一书中，他以极为简明扼要的方式证明进行论证的必要性，认为神父们在任何一个问题上都意见不一致，一个说“白”时，另一个人则说“黑”。这就是“是与否”。这样，实际上《是与否》与《方法论》集中展现了阿伯拉尔在方法上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