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院哲学于11—13世纪在西欧的出现和兴盛，是这一时期社会复兴运动中最为注目的成就。无论是经院哲学出现后所带来的对正统神学或世俗观念的冲击，还是它对各种知识分支的丰富、完善与修正都成为这一时期的典型特征。相较于加洛林文艺复兴时期思想文化的复兴而言，该时期的复兴所体现出的最大特点在于群星闪耀、观点纷呈，涌现出了一大批在整个西方思想史具有重要奠基意义的经院哲学家。从贝伦加尔到洛色林，从安瑟伦到阿伯拉尔，从索尔兹伯里的约翰到经院哲学的集大成者圣托马斯·阿奎那（），他们在理性与信仰、普遍与一般等哲学基本问题上的争锋与探讨，开创了以后西方思想发展的批判与理性精神居于主导地位的先河。他们身处社会转型与变革的时代，面对新旧转承间出现的诸多社会、思想、文化上的矛盾，自觉或不自觉地选择了此时复归西欧大陆的亚里士多德学说尤其是其辩证法思想，以此作为工具，开始了这时期思想领域的变革。因而辩证法的空前兴盛成为11—13世纪西欧复兴的典型特征之一。对此，英国学者菲利普·沃尔夫在其《欧洲的觉醒》一书中做出了如下的解释，他认为：“不断变化的世界提出各种问题要求人们来解答。在混乱的思想和蹩脚的逻辑的支配下，人们本能地固守着那些生吞活剥的圣书和引证；但其中的歧义及矛盾的显而易见和矛盾性，却使他们的内心感到深为失望。于是他们转而寻求推理和选择的法则，以使自己的思维方式更为有效。”[110]思维方式的有效性保证了思想家思想创造工具的有效，同时他们在思想的传播上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教育作为媒介，这也是文化争鸣与复兴期共有的一个基本法则。无论是把教育作为传播思想的阵地与媒介，还是把教育看成是谋生的手段（此时教师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一种职业），教育无疑都成为各经院哲学家关注的焦点之一。从兰弗朗克和圣安瑟伦的坎特伯雷的贝克学校，到威廉和阿伯拉尔在巴黎创办的学校以及伯纳德（Bernad）所在的夏尔特尔学校，都集中展示了他们对教育的重视。可以说，这一时期的学校与经院哲学家二者之间是相互推动、交相辉映的。在很大程度上，经院哲学家个人的学术威望成为学校发展的主要推动力，这也是与这一时期西欧大陆内部学生之间自由流动有很大的关系的。因而经院哲学的兴盛通过经院哲学家们的努力与实践也推动了该时期教育的极大发展，包括中世纪大学在这时期的产生都与此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但不可否认，尽管这一时期诸多经院哲学家都有着丰富的教育实践，但他们在教育思想上的原创上却维持在中世纪早期的水平；教育内容仍然保持了“七艺”，只不过在重心上倾向于辩证法的研究而已；在教学方法上也未能超越加洛林文艺复兴时期阿尔琴等人的方法体系；在教育价值论方面，教育也仍然被看作达到信仰的一种工具，虽然有理性高扬所带来的教育必需，但理性的最终指向仍然在于信仰，教育仍未脱其工具价值的定式。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与各经院哲学家所关注重点并非在于教育紧密相关的。同时，由于年代久远，许多史料已无从考证，从而这也为我们深入认识他们在教育实践中体现出来的教育思想设置了障碍。例如，洛色林虽以阿伯拉尔的老师和极端唯名论者闻名，但他现存的唯一一份材料仅限于给阿伯拉尔的一封信，对于他的教学实践及思想则是一无所知。这种情况在贝伦加尔等人身上也十分突出。因而这一时期关于著名经院哲学家的教育思想，根据史料的现有状况和对西方社会的影响程度而言，主要集中体现在阿伯拉尔和安瑟伦的教育实践中。
一、阿伯拉尔的哲学及教育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