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修会组织外部来看，与经济因素关系的协调与否也成为新型组织取代旧有团体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修会团体大多具有极强的封闭性，所以对社会经济的敏锐性往往较差。特别是西欧复兴期各种经济因素相互作用，形成了一种过渡时期的较为复杂的经济关系，这为修会组织的适应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例如，在息斯妥西安派取代本尼狄克派和克吕尼派上，这种因素体现得尤为明显。息斯妥西安寺院团在方法上能够适应12世纪改变了的经济条件，使它财富迅速增加，规模迅速扩大，成为一种极富生命力的新型教团。这时本尼狄克派和克吕尼派则仍停留在一种简单的农业经济上，从而无法适应新时代的需要，因而导致这两种教派组织逐渐丧失主导地位。由此可见，经济因素同样是修会组织之间产生更替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修会组织之间的不断更替成为复兴时期的一大象征。这种更替导致许多新型的、富有深远影响的修会组织出现。到了13世纪，随着息斯妥西安派势力的式微，出现了两个在思想文化领域和宗教修道理想上都有着深远影响的新型修会组织：法兰西斯派（Franciscans）和多米尼克派（Dominicans）。
（一）法兰西斯派与多米尼克派的产生及发展
1.法兰西斯派与多米尼克派概述
法兰西斯派和多米尼克派由于在传道方式上都以乞讨为主，都强调修会的绝对贫困以改革息斯妥西安教派的腐败，因而这两个新型修会也被称为托钵僧派。二者在许多方面存在相似之处，但在传道理想、目的和对待贫困的态度等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差异。由于同处13世纪，所以二者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特别是在文化教育领域表现更为明显，它们共同促进了这时期文化的复兴，对后来经院主义哲学体系的建立以及新型思想文化因素的兴起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法兰西斯派也被称为圣方济各会或小兄弟会，得名于其创始人——意大利中部城市阿西西的法兰西斯（FrancisofAssisi）。他是一位绒布商的儿子，早年曾随父亲游历过许多地方。法兰西斯于1182年生于阿西西，关于其早年生活，美国学者霍莱斯特在《欧洲中世纪简史》一书中指出：“方济各（指法兰西斯）青年时代慷慨大方，精力充沛，交游甚广，很快就成为一个喧闹而无害于社会的少年团伙的首领，他的为人并非**不羁，有位作家描写得十分恰当，他‘似乎完全是一位有欢乐情趣的人物’。”如果说这种生活方式是一种典型的城市贵族的世俗生活的话，那么在法兰西斯20多岁时，他的生活方式逐渐由世俗向宗教修道的生活方式发生转变。这种生活方式的转变虽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很难解释清楚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转变。也许这与他早年对社会底层人民的同情与关注有关。他曾参加阿西西下层人民反对贵族的战斗，并且在佩鲁贾战败被俘而当了一年的囚徒，更为重要的是他思想意识中的宗教理念与信仰。他在《遗书》中写道：“当我还生活在罪中时，看见麻风病人就令我难受。但主亲自引领我到他们中，我对他们便产生了怜悯之心。在我离开他们时，过去那种难受的感觉一变而为甜蜜而舒适之感了。”这里所说的主的引领实际上是福音的启示，他继续说道：“在上帝给我送来几位兄弟之后，没有人告诉我该做些什么，但是，至高无上的上帝向我启示，我必须按照神圣福音（着重号为著者所加）的形式去生活……上帝已经向我们启示，我们应该采用这种向人致意的方式：‘上帝给你和平’。”[33]由此表明法兰西斯走向修道生活方式的一个重要精神来源是福音的指引，福音的力量对他是如此的具有震撼力，以至于他在1208年2月24日波蒂温库拉（Portiuncula）教堂的福音颂词中被深深触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