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继承加洛林“文化复兴”和9—10世纪的宗教复兴运动的基础上，西欧在11世纪迎来了思想、文化发展的高峰。这时期思想文化方面的复兴既有制度的创新也有纯思想的提升，主要集中在宗教修道制度及其带来的文化影响、教育领域新型机构——大学的兴起，以及思想领域内理性与信仰二者激烈的交锋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的因素共同构成了西方现代文化兴起的基础。
一、教团组织的出现与教士学术活动的发展
教团组织（orders，即修会组织）是修道院制度的产物。西欧中世纪复兴期所涌现的教团组织起源于10世纪的新兴宗教运动。由本尼狄克修会到克吕尼教派的改革，进而发展到息斯妥西安[30]等新型修会组织的出现，呈现出不断更替的过程。可以说，这一时期西欧各种修会组织不断涌现，其中也包括一些反教会的异端组织如阿尔比派等。之所以出现修会组织不断更迭的现象，是与教会本身发展所造成的弊端迫使创立新修会，以及教会为适应外部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做出相应调整相关的。
从教会内部来看，日益滋生的腐败现象和自满情绪成为各种新型修会组织得以建立的指向性对象。这种腐败来自修会组织对财富的迷恋与贪婪，这与各种修会所提倡的贫穷、苦行和劳动的理想、信仰相悖逆，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修会组织作为宗教组织的性质，使其更多地呈现出世俗特性。“整个中世纪都有贪污腐化的教士，某些史学家乐于编写有偷窃行为的主教、贪吃的牧师及**的修女等事例。”[31]尽管这些只是个别情况，但也足以反映出当时教会内部活力的缺乏。这就迫使教会不得不建立新的修会组织以增强活力，对此汤普逊在《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中指出：“修道院制度的历史，是一个腐败和改革的长期纪录……那用以纠正寺院腐败的方法，一向是增多僧侣——建立一个新寺院团来纠正旧寺院团的弊病，来重整这种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新教团组织的诞生都是改革和复兴的结果。但这些新教团组织在发展过程中又会产生出新的弊端从而激起新的变革，从而就形成了新旧教团组织之间的不断更迭现象。如果说腐败从机理上加速了对教团、修会组织的侵蚀的话，那么自满则使教团组织从根基上丧失了存在的可能。霍莱斯特曾把自满看成是中世纪教会的最大缺点，他认为：“中世纪盛期教会最大的缺点还不是大量贪污，而是日益增长的骄傲自满情绪，这种情绪有时会导致迷恋教产，对基督徒的宗教生活，持冷漠而勉强的态度。”[32]这种对宗教的冷漠导致大多数教士完全丧失了对于宗教的虔诚，使教会与宗教徒赖以联系的精神纽带出现断裂。修会组织也逐步趋于封闭和世俗化，这极大地削弱了修会组织的影响，迫使教团组织做出新的调整和改革。可以说，自满倾向已经成为这一时期基督教修道生活中反复出现的问题，为了抵制这种日益增大的侵蚀，防止修会组织的世俗化，各修会纷纷借助改革以缓解矛盾，这就导致了改革的周而复始，形成修会组织之间的不断更替和兴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