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廷学者角色定位的非确定性，使得宫廷学校存在的师资因素出现不确性，因而学术界对阿尔弗烈德时期是否存在正规的宫廷学校有着相当的质疑。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阿尔弗烈德极为注重教育，并且在宫廷中确实存在过相应的贵族子弟的教育机构。他的著作和翻译作品曾多次谈到与教育有关的问题。他在《司牧训话》绪言中对教育对象做了界定，他说：“如果我们有足够的安静、和平，就可容易做到让现在英国出身于自由人家庭并有足够从事学习的财力的青年，在他们还不适合于其他任何职业以前，专心学习。”[146]这表明阿尔弗烈德所主张的教育是一种贵族教育，在当时的情况下也只有王室子弟和贵族子弟能负担起学习的费用。在此意义上存在相应的宫廷教育机构是与他对教育对象的界定相符的。博伊德和金据此认为该机构的教育目的在于“使全民得到提高”[147]。他在《对白》绪言中对这种思想也有相应的论述。他坚信：“一个人在其一生中获得的智慧和教育越多，那么他（她）提高自身水平和在来世获救的机会就会越好。”[148]因而出于全民提高的目的，他要求注重教育。为此目的，他从经费上给予了大力支持。阿塞尔在传记中曾记载阿尔弗烈德用收入的1/8来资助宫廷学校的建设。在教学内容方面，阿尔弗烈德也做了相应的论述，他认为教学内容主要应包括英语学习和拉丁语学习两部分，其中英语学习是基础，而拉丁语学习则是提高阶段的学习。他在《司牧训话》绪言中说道：“在他们还不适于其他任何职业以前，专心学习，一直到他们把英文读好。对于那些继续学习的，以后再教以拉丁文，并提拔他们升等。”[149]在此，阿尔弗烈德通过“提拔”“升等”把教育同前途联系起来，无疑会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人们学习的热情和积极性，有利于教育社会地位的提高和教育整体水平的发展与提高。同时他认为拉丁语的学习并不在于学习本身，而在于通过学习达到应用的目的，即达到人们能够阅读和理解拉丁语著作的目的。这实际上是实现文化本土化的一个重要途径。阿尔弗烈德对教育的关注一方面源于英国文化衰败的现状，另一方面则出于他自身对知识和智慧的热爱。尽管宫廷学校的存在与否尚待进一步的论证，但他所提出的教育思想和对教育的关注无疑是英国后世教育得以发展的一个重要起点。在此意义上他又被后世学者誉为教育的“庇护者”（Patron）。
此外，阿尔弗烈德还编订了法典（LawCode）。史密斯认为：“阿尔弗烈德法典并不是西撒克逊习惯法的简单汇集，而是在他指导下的对几个盎格鲁—撒克逊王国司法实践进行综合、提炼的产物。”[150]他一方面在法典中将盎格鲁—撒克逊习惯法与摩西传统、基督教原则和日耳曼习惯相融合；另一方面又借鉴了《圣经·新约》中的一些原则并做相应修改以为他所用。他曾对法典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原则发表评论说：“法官如能牢记这一原则，就可以普施正义，而不需要其他法典了。法官应设身处地替原告着想，考虑怎样判决才能使他满意。”同时，他还经常参与司法实践。阿尔弗烈德法典后经历代国王的不断修正和完善，最终为圣爱德华法典所继承，成为英国宪法的基础。在此意义上，阿尔弗烈德开创了英国司法制度的先河，为英国法律体系的形成和完善奠定了基础。这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
阿尔弗烈德作为一位处于时代更迭期的杰出君王，一方面以不屈的人格力量抗击着异教徒对基督教文化和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文化的毁灭性打击，保存了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的独立存在，正是在此意义上，西方许多学者对阿尔弗烈德做出了极高的评价，认为他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史上具有转折性意义的历史人物，他不仅挽救了英格兰，甚至挽救了整个西方基督教文化。[151]这种评价不乏溢美之词，但把阿尔弗烈德看成民族英雄和教会的庇护者则是一致的；同时他在战争中所体现出的对异教徒的宽厚胸怀，更为他赢得了崇高的历史赞誉。另一方面，阿尔弗烈德在文化荒漠中对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复兴与重建使他赢得了学者和文化保护人的声誉。这也是他对后世英格兰民族影响至为深远之处。对此道森曾评价道：“阿尔弗烈德王的所有成就，都没有他在其最后几年中致力于追求知识，以便为其臣民恢复已经失去的基督教文化的传统这一决断，更富有英雄气概的了。”“他普及当地基督教文化的质朴计划，或许比查理曼帝国的神权政治泛世主义更适合于时代的真正需要。”[152]正是他崇高的人格力量和他作为民族英雄以及作为文化传人的特定历史地位，为他赢得了不列颠历史上唯一的“大帝”称号。如果考虑到他所处的特定历史背景，考虑到他的行为所产生的深远历史影响，这一称号于他是恰如其分和当之无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