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必须要有娴熟的语言知识作为文化支撑。从阿尔弗烈德所译作品的情况来看，他无疑具有很高的拉丁文水平，并且熟悉英语中的一些习惯表达方式。然而，根据阿尔弗烈德的传记作家阿塞尔的记载，阿尔弗烈德在39岁（由于阿尔弗烈德出生时间的错误，所以阿塞尔误认的39岁应为40岁）时才开始接触拉丁语。在《阿尔弗烈德的一生》中，阿塞尔说道：“887年11月11日的圣马丁节，在阿塞尔的帮助下，阿尔弗烈德开始阅读拉丁文作品，并进行相关翻译。”这时阿尔弗烈德刚好40岁。同在该书中，阿塞尔又提出阿尔弗烈德及其学者们的翻译活动主要集中在890—899年。也就是说，阿尔弗烈德学习拉丁语3年后，他便能独立完成一些古典作品包括深奥的哲学著作的翻译。这种情况为后来的学界留下了诸多困惑，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能否完全掌握一门较为深奥的语言，并能熟练应用，对此许多学者对阿塞尔的记述提出了质疑。质疑的结果是认为阿尔弗烈德开始拉丁语学习的时间会更早，甚至可以追溯至他7岁时到罗马的朝圣经历。这种解释较阿塞尔的记载似乎更为符合历史的事实。由于阿尔弗烈德语言能力的限制，更因为其所处时代文化的落后，很难说阿尔弗烈德在翻译中很好地理解了奥古斯丁和波伊提乌等人的哲学思想。但为了使其翻译的作品能为英语社会所接受，他采取了较为丰富的翻译技巧，较为简明地传达原作的思想观念。从阿尔弗烈德所翻译的作品来看，它们主要涉及以下几方面的技巧：一是较为朴实的翻译，即采取逐字逐句的翻译方式，这能保证忠实于原作，这种技巧主要体现在他对《司牧训话》一文的翻译之中；一种技巧则是采取意译的方法，通过有所选择的综合以及对原作里的材料进行重新安排，按照英语的语言习惯进行翻译，这种方法主要运用于对《哲学的安慰》和《世界史》等艰深著作的翻译；在翻译中，阿尔弗烈德在修辞手法上较多地采用了隐喻的修辞手法，这种隐喻大多以船或航海为喻，这种隐喻手法的运用无疑是受格里高利《司牧训话》影响的结果。综观阿尔弗烈德所译的作品，不能不惊叹他对拉丁语和英语二者融合的熟练驾驭。对此，史密斯评价道：“阿尔弗烈德的翻译技巧至少部分反映出他对方言表达方式的熟练与热爱，更反映出他融合外来文化因素于英语文化体系的愿望和努力。”[138]这也正是作为学者的阿尔弗烈德为英国文化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他的翻译，一方面引进了先进的大陆文化，在一片文化荒漠中燃起了文化复兴的希望，为英语文化的崛起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则推动了语言特别是书面语言的本土化进程，促进了英语的规范化和系统化，为后来英格兰民族统一体的最终形成提供了统一的工具性语言。这种语言的本土化带来的必然是文化的本土化，这就为盎格鲁—撒克逊文明的日后兴起提供了条件和可能。在此意义上，作为学者的阿尔弗烈德对于英语文化而言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
（二）组织编撰《编年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