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活动是阿尔弗烈德确立自身学者型领导者的一个重要的标志。翻译实践的出现也是当时文化现状与社会的文化需求二者脱节的必然产物。对此，阿尔弗烈德在《司牧训话》绪言中详细阐明了翻译拉丁作品的文化背景和动机，他说：“我忆起曾经怎样地看到我国在全被焚掠以前的情景；遍布于英国的教会是怎样地充满珍宝与图书。尽管也有一大批上帝的仆人，但他们不懂这些书，因为这些书并不是用本国文字写的，这就使他们根本无法理解。”“当我回忆这一切时，我极为奇怪，为什么从前遍于英国的博学多能的人既然读懂一切书籍，而不想把它们译成本国语言。”这是与当时其他文化的做法背道而驰的。当时，“其他一切基督教国家也把它的一部分译成自己的语言”。基于英格兰这种只会英语而不懂拉丁文的文化现状，阿尔弗烈德提出：“最好我们也把那些一切人迫切需要懂的书译成我们都能懂的语言。”[136]这里提出的“一切人迫切需要懂的书”实际上是指阿尔弗烈德的具体的选材范围，即选取一些适应需要的经典的拉丁作品作为对象。从现已确定的阿尔弗烈德的翻译作品来看，其选材范围涉及历史、法律和哲学等。史密斯曾就阿尔弗烈德所译的《司牧训话》一文做出详细的探究，他认为阿尔弗烈德之所以关注格里高利的作品，主要是其作品中所包含的对世俗统治者所提出的建议以及包含的神学思想吸引了阿尔弗烈德。[137]这基本上反映出阿尔弗烈德的一个重要的选材标准，即“有用”或“需要”的标准。在这一标准下，阿尔弗烈德亲自翻译了格列高利的《司牧训话》、波伊提乌的《哲学的安慰》以及奥古斯丁的《对白》。阿尔弗烈德的翻译作品存在着两种情况：一种是由阿尔弗烈德本人独立完成的；一种则是阿尔弗烈德组织，由学者完成的。由于史料缺乏和年代久远，这两种情况常被混为一谈，所以关于哪些作品是阿尔弗烈德本人亲自翻译的，至今尚存有较大的争议。例如12世纪时，马尔姆斯伯里的威廉（WilliamofMalmisbury）就曾认为比德的《英吉利教会史》为阿尔弗烈德所译；后又有一些学者认为奥纳修斯（Orosius）的《世界史》（HistoryoftheWorld），为阿尔弗烈德所译等。对此，史密斯通过对这些涉及的作品内容、时间及翻译风格等方面的考证，认为真正由阿尔弗烈德独立翻译的作品只有三部，即《司牧训话》《哲学的安慰》和《对白》。本文作者采用史密斯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