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弗烈德深受查理曼文化复兴的影响，在保卫民族生存的同时，他对精神生活的培养超过了同时代的大多数统治者。对此，道森指出：“在他同时代的统治者中间，只有他意识到了精神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并且，他在恢复基督教文化的传统上花费的精力，并不比他在保护民族生存上花费的精力少。”[133]由于北欧异族入侵对发达的爱尔兰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的破坏，所以阿尔弗烈德的文化重建工作所面临的基本上是一片文化荒漠。关于当时的文化学术状况，他在《司牧训话·绪言》（PastoralCare）中说道：“在英国，学术的低落如此之普遍，甚至在亨伯河的这边，能懂英文礼拜或把一个拉丁字译成英文的人已经极为稀少；我相信在亨伯河的那边也不多。事实上，当我即位时，他们是如此之少，以致现在连一个在泰晤士河以南的也记不起了。”这种文化荒野的现状与以往文化昌盛时代产生了鲜明的对比，这使得阿尔弗烈德对已逝的文化时代产生了向往。他说：“我常想起从前全英国教会内外有过多么博学的人……那时统治国家的国王如何服从上帝和上帝的宣教师；他们如何在国内维护和平、道德和秩序……他们在军事与学术方面是如何成功；还有奉圣职的人是如何热心于教导与学习以及对上帝的一切礼拜……”[134]昔日的文化繁荣与阿尔弗烈德所处的文化衰落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这种反差构成了阿尔弗烈德致力于学术文化活动的巨大内驱力。他的所有的文教学术活动提纲在《司牧训话》前言中均有着较为鲜明的体现，主要包括对拉丁文作品的翻译，组织编撰《编年史》，招贤纳士开办宫廷教育和注重对教会教育的改革等。因此，《司牧训话》前言一文也被史密斯称作阿尔弗烈德学术文化活动的计划与蓝图[135]，充分展示了阿尔弗烈德的学术文化政策与实践。
（一）对古典拉丁文作品的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