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一词在中世纪并不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单纯指向高等教育机构的意义，University来源于拉丁语的Universitates，意为“行会”，是为了互助和保护而仿照手工艺人行会方式组成的教师或学生的团体、协会。这种团体、协会在传统经院学校中的主要作用在于“调整教学，确保由学生进入教师行会标准的严格执行”[75]。所以早期中世纪大学在严格意义上只是一种行业组织，是来源于手工业行会在智力生活领域内所形成的行业组织。对此，《中世纪教会》（MedievalChurch）一书的作者曾将Universitates与屠户行会做了相应的比较研究，他认为：“尽管各自针对的对象不同，巴黎大学的教师行会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屠户行会，但二者都实行一定的等级制度。”他认为巴黎大学文法学院的学生相当于屠户行会的学徒（apprentices），学士（bachelors）相当于白日工（journeymen，法语中的jour是白天的意思），两种行会中最高的等级都称为master。[76]这种对比研究说明早期大学至少在机构组成原则上采用和借鉴了手工业行会的形式。手工业行会是一种具有鲜明职业特点的组织，教师或学生行会的形式借鉴不可否认应该建立在具有较为固定的职业倾向基础之上。这一时期的史料也表明，教师已摆脱中世纪初期不稳定的状况，开始集中于某地进行较为稳定的教学，在很大程度已经成为一种职业。只有这种职业的参与人数达到一定规模且较为稳定以后才有可能在某种共同利益的联系下形成群体或集团。所以教师行会的出现也即大学的出现是教师职业化的产物，而这种职业化的前提又直接推动教师行会在培养目标上加强和巩固教师的职业特点，在培养目标上就不可避免地引入教师的培养目标，从而形成一种职业教育的定位。正如柯勒在解释master一词时所说：“因为早期大学主要是一种行会，所以master的学位就是学生从学生学徒身份向教师职业（profession）转变的一种标志。”[77]由此表明，大学职业性的定位已经出现。
2.中世纪大学产生的社会驱动与职业定位
无论是巴黎大学还是波隆那大学的产生，都有着强烈的外部因素的推动，这些外部驱动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大学作为一种制度或机构带有相应的社会职业定位色彩。巴黎大学是以培养教士为主的，而波隆那大学则是培养世俗法律工作者如公证人等的。
巴黎大学之所以具有如此浓厚的神学色彩，是与教会在其形成过程中所施加的影响分不开的。教皇亚历山大三世在1179年第三次拉特兰（Latern）会议上通过的教会法令第18条中要求：每所修道院都应为教士设立一所学校。法令指出：为了避免穷人不能接受教育，每所修道院都应当尽力满足那些贫困教士学习和提高的要求，免收他们的学费，对那些合格的可以被授予教师资格的教士也应当免掉一切费用。[78]这一法令并未得到如实的贯彻、落实，迟至1215年教皇英诺森三世在全体大会上又重申了这一法令，并且要求进一步加强对教士的除神学以外的语法等方面的基础训练。无论是修道院学校，还是语法学校，这些都是构成巴黎大学的重要基础。由以上两个教会法令所强调的重点来看，教士的培养是核心内容，并且这种培养的职业定位是建立在对语法等文雅学科学习的基础之上的。从巴黎大学本身发展实践来看也证明了这一点，巴黎大学之所以成为这一时期的神学中心，是与其神学院雄厚的研究实力以及所培养的教士大量散布于各地紧密相关的。因此可以说，对教士的定向性培养已经显露出了巴黎大学的职业性特点。在此基础上巴黎大学又慢慢建起了一些世俗的职业学科如法学、医学等，这就进一步加深了这种职业化的定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