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自治模式。以波隆那大学为代表的学生自治模式并不意味着教师行会的缺失，实际上教师行会在波隆那大学的出现要早于学生行会。但是由于教师行会的成员具有波隆那公民权，不存在学生对自己权利进行保护那样的急迫需要；另外，教师薪金来源很大一部分是依赖于学生的，这也造成了教师行会的从属地位。对此柯勒曾指出，在波隆那大学，“教师也有自己的行会，其历史可能比学生行会的历史更长，但由于他们依赖于学生的学费生活，所以他们居于一种从属地位”[72]。关于波隆那大学早期学生行会的材料现已失传，现有据可考的材料是从1753年开始的有关记录。从这些记录中可以看出，波隆那大学学生行会组织划分标准和巴黎大学一样均采用民族划分法，分成四个学生行会，即伦巴底（Lombard）、托斯坎（Tuscan）、罗马（Roman）和山北行会（UltramontaneNations）。前三个都是来自阿尔卑斯山以南现意大利的不同地区的学生行会组织，这些组织后来合并成统一的山南行会（Cismontane，意思是thissideofthemountain，山区边的学生组织）；而山北行会则是指那些来自意大利以外的其他国家、地区的学生组织，又被称为“外国人”。这样，在波隆那大学后来只存在山南和山北两个学生行会，每个行会推举一名校长共同负责管理波隆那大学的日常事务。诚如前面所述，波隆那大学学生自治模式的形成同样是斗争的结果，在斗争过程中，学生行会逐渐认识到自身对城市的存在价值，以此为斗争砝码，逐渐从斗争中获取了大量的权利，诸如食品价格、房租、税收以及免服兵役等方面的权利。包文认为波隆那学生行会所获得的这些权利简直可以与恺撒授予古罗马知名学者的权利相提并论。[73]特别是针对免服兵役权，波隆那市民组织于1243年曾制定法令加以明确规定。但学生自治模式最为鲜明、典型的体现是他们对教师行会和学校日常管理的控制权利，对此博伊德、金认为“在学生和教师们的交往中，学生的胜利更是圆满的”。这种圆满体现在“学生‘大学’使教师们完全听从支配”之上：
他们被迫宣誓服从校长，并按学生官员的命令管理他们的班级。没有准假，他们甚至一天也不能缺席。他们必须准时开始和结束讲课。他们必须按适当的进度安排教程，以便完成全部作业而不回避困难或者略去任何东西。任何违章的行为都要受到与过错完全相称的惩罚；而坚持对抗的，则他们被迫从所属的那个协会开除出去，对协会的事务也不允许参与了。[74]
综观大学学生自治模式的形成，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学生要具有足够的自治能力；一是教师在经费上必须处于从属地位。当这两个条件开始出现变化后，学生自治存在的可能性也就微乎其微了，波隆那大学本身的发展历史已证明了这一点。后来为了实现与波隆那学生行会的和解，波隆那市政府开始承担教师薪水，并且到十六七世纪时期，学生结构也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因此到了18世纪末，学生自治模式在欧洲大革命中从欧洲大陆上消失。以上两个条件同样也可以解释为何在今天拉丁美洲所施行的这一模式的高等教育中，其质量和稳定性都不尽人意。条件变了，所产生的结果自然不一样。
（三）大学职业功能定位的中世纪起源
一般认为，大学的职业功能定位是工业革命在高等教育领域作用的结果。工业革命以前的高等教育更多的是一种文雅教育和闲暇教育。在这里姑且不论中世纪教会教育对教士培养的强烈目的性的存在，就大学产生以来而言，可以说在中世纪大学产生之初便蕴涵着极强的职业定位因素。无论是中世纪“大学”的本义，还是大学产生的社会驱动因素以及大学内部教学内容的层级设置都鲜明地体现出了这种特点。
1.从“大学”本义上体现出大学机构的职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