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自治模式。在巴黎大学，所谓的教师自治并非纯粹意义上的教师自治，因为巴黎大学内教师与学生身份之间存在极大的交叉与重叠，文法学院的教师同时又是神学、医学、法学院的学生，因此其教师自治就体现出一种多层次、多标准的特点。“教师”（faculty）这个词最初出现于13世纪末期，其本意是“力量”“能力”，后来逐渐成为行会分工的代名词，最后取代了“行会”一词，表示相关科目如法学等学者的集合概念。因此从“教师”词源学意义上来说，教师自治所指向的对象也是多向度的。在巴黎大学内部同样也存在着学生团体，他们以民族、国家为标准划分成四个学生群体，即法国、诺尔曼（Norman）、皮卡德（Picard）和英国。法国学生群体包括来自巴黎和所有南欧的学生；诺尔曼则包括那些来自诺曼底（Normandy）、布列塔尼（Brittany）和其他巴黎西部的学生；皮卡德则聚集了那些来自巴黎北部的低地国家的学生；英国群体包括英国、斯堪的那维亚、德国和斯拉夫等地的学生。这些学生群体旨在联合起来以保护自己的利益，作为群体他们有自己相应的规章。例如，当时的德国人的团体章程就规定团体的目标在于“扶植兄弟般的博爱、互联互睦、慰病助贫、理丧和消除仇恨怨言，陪伴和护送要取得教师职位的人出入考场，以及成员们在精神上的慰藉”[70]。由此表明，当时的学生群体仅仅是一些有如同乡会似的私人团体而已，他们并不关注学校本身的发展，这也是教师团体取得领导地位的因素之一。另外，当时巴黎大学以文法学院的学生数量为最多，而这些学生入校时仅14岁左右，这就使得他们无力承担起如波隆那学生一样的重任，为教师团体主导大学生活提供了方便。同时在教师团体内部也存在教师团体间的敌对现象，如巴黎大学典型的神学与其他教师团体的对立。这种对立主要是出于对大学领导权的争夺。在巴黎大学，由于文法学院的学生基数较大，教师社会地位最低，受圣母院司法官的压迫也最深，因而他们的反抗**加上数量优势使他们获得了大学领导权。当然也有学者对这种观点提出了异议，如法国学者杜尔凯姆（Durkheim）就曾在《教育思想演进》（TheEvolutionofEducationalThought）一书中提出过不同的观点。巴黎大学的教师自治是在与圣母院司法官的斗争过程中，通过不断获得更多的权利而得以实现的。到14纪末15世纪初时，巴黎大学的教师获得了极大程度的自主权：他们有权选举校长和任命主要管理人员；有权指定自己的诉讼代理人；有相应的学位授予权；有对司法官对不合资格教师认定的否决权：有进行自主教学的权力（包括选定教学内容、采用相应的教学方法等）。以前辖制大学事务的司法官权力只剩下在仪式上授予特许证的权力。这些权力的获得表明巴黎大学自治程度的加强。自治虽然一方面有力保障了巴黎大学自身的发展权利，但“过分的自由给自己带来了难以应付的敌手。由于大学过于自信，它敢于起来反抗法国国王，但结果发觉自己的权力便因此消失了”[71]。这是16世纪巴黎大学自治传统衰微的内在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