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安瑟伦思想上承奥古斯丁，下开经院哲学重要问题深入讨论之先河，所以他也被誉为“最后一位教父”和“第一位经院哲学家”。至于究竟谁是第一位经院哲学家现已无据可考，但无疑安瑟伦对经院哲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在信仰与理性的关系问题上，他沿用德尔图良的“信仰寻求理解”来表明立场。他说道：“不把信仰放在第一位是傲慢，有了信仰之后不再诉诸理性是疏忽，两种错误都要加以避免。”[92]这实际上表明圣安瑟伦是坚持在神学或信仰至上前提下的对理性使用的中间立场，是对兰弗朗克“辩证法的应用必须增强信仰，而不能损害信仰”主张的继承。但同时，安瑟伦对这种思想又有了新的发展，他放弃了兰弗朗克对辩证法应用范围的限制，而把辩证法运用到一些神秘领域的研究中；他突破传统信仰论坚持信仰是前提的观点，认为在运用辩证法进行推理时，可以把教义当作有待证明的结论，而不是证明的前提。这种思想对理性使用空间的拓展，减少对理性的神学限制具有重要意义，也有利于人主体理性思维的充分发挥。安瑟伦同时也注意到以信仰为证明的结论有可能导致证明与结论不符的问题，对此他并不否认该问题的存在，当出现这一问题时，他认为应以权威意见作为是非判断的标准。他在《独白》中说：“如果我在此次研究中说了一些权威没有提及的话，即使我的述说对我来说是理性的必然结论，我愿以这样的方式接受这一述说，即它不被说成绝对必然的，只被说成看来似乎是必然的。”[93]由此不难看出，安瑟伦所理解的理性仍然是臣服于信仰之下的理性，是权威意见支撑下的信仰至上的必然理性。这也是信仰至上论的共同点所在。为了避免理性在运用辩证法过程中的错误，他在《宣讲》开头的祷词中祈祷道：“主啊，我并不求达到你的崇高顶点，因为我的理解力根本不能与你的崇高相比拟，我完全没有这样的能力。但我渴望能够理解你的那个为我所信所爱的真理，因为我决不是理解了才信仰，而是信仰了才理解；因为我相信：‘除非我相信了，我决不会理解。’”[94]这是他进一步用信仰作为标准来协调和平衡理性与信仰之间的矛盾。因此，安瑟伦所理解的信仰与理性的关系是以信仰作为理解的起点和终点的，是对信仰的不断深化的过程。这种起点与终点的重合实际上仍未能为理性的运用留出充足的空间。理性仍然仅限于一种神学的正面论证，而无法对神学本身提出质疑和批判。所以安瑟伦所主张的理性的价值取向始终是围绕神学或信仰的标准在进行的，根本不存在二者间的互动。这也体现出理性的纯粹工具价值的一面。
2.理性寻求信仰
“理性寻求信仰”是针对信仰至上论的“信仰寻求理性”而言的。虽然主张“理性寻求信仰”的非正统派主张“只有理解了才能信仰”，强调理性对神学或信仰的质疑与批判，但在其最终目的上，非正统派仍然是归于信仰、神学的，他们只是希图通过理性去修正和完善正统神学的不足与错误之处，以更好地为神学服务。这种思想在当时教会一统局面下不见容于当世，被认为是对教会权威的挑战，被视为异端，是一种非主流、非正统的观点。持这些观点的思想家也屡屡被作为各种宗教会议的批判对象而被大加挞伐。这种状况直到托马斯·阿奎那时期才有所改观，但仍存在争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