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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安瑟伦引用奥古斯丁的原话来概括理性与信仰的关系：信仰是理解的出发点，没有信仰就不会有理解；另一方面，有了信仰，不一定总会理解，理解不会因信仰而自发产生，而是理性积极寻求的产物。这种观点也是正统派的主要主张。同时正统派也包括以达米安（PetrusDamiani，1007—1072年）为代表的极端反理性主义。赵敦华曾称达米安是“反辩证法最有力者”。他曾说过：“哲学应当像婢女服侍主人那样为神圣的经典服务。”这成为后来广为流传的“哲学是神学的婢女”（Philosophiaancillatheologiae）一说的直接来源，达米安反理性主张由此可见一斑。达米安思想的直接来源是3—4世纪的教父思想家德尔图良。德尔图良在讨论信仰与理性的关系时认为：“在拥有耶稣基督之后，我们不再希冀有奇异的争论；在享有福音布道之后，不再需要有逻辑分析！”[87]达米安继承了德尔图良的这种信仰至上的思想，在理性与信仰的关系上，他认为二者是不相容的，认为“辩证法是依照逻辑规则独立运用理性的方法。正因为它不依赖天启和信仰，运用辩证法的能力不是上帝赋予的。……辩证法相信逻辑规则，神学信仰上帝的启示与奇迹，两者是不相容的”。由此他完全排斥和否定了理性在信仰中的作用。同时达米安还继承了德尔图良“唯其不可能，我才相信”的思想，提出“逻辑不可能不适用于上帝。上帝是任意、全能的主人，他可以使逻辑上看来是不可能的东西成为可能，甚至成为事实”[88]。从而要求人们相信逻辑的不可能性乃是神学的可能性。这样达米安就在理性与信仰、神学与哲学之间筑起一道壁垒，并且高扬神性而贬抑理性，使理性只能成为神性的奴仆。这种观点成为典型的教会正统观点，由这种观点出发便进一步引申出对知识的反动。例如，后来的圣方济各继承了这种思想，认为知识理论与救世无关，甚至是一种危险。后来方济各派的精神领袖雅克明·达·托弟曾用一首诗来表达了这种反知识的立场：柏拉图与苏格拉底争论纷纷／绞尽脑汁，费尽心神／进行争辩无停顿／与我什么相干？／只要心灵纯真/就能通往天国、幽径独寻／祝贺上帝，远避哲学。[89]这种主张实际上是对中世纪知识、文化复兴的反动，是逆潮流而动，因而也受到包括正统派神学家在内的诸多学者的否定。大多数正统派神学家仍然采用的是一种折中派的观点，以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

折中派的信仰论与极端信仰论一样起源于教父哲学时期的思想，主要继承了奥古斯丁关于信仰与理性的观点。奥古斯丁认为理性能够为信仰服务，二者并不矛盾。他说道：“倘使这些所谓哲学家，特别是柏拉图派哲学家的论点，和我们的信仰有任何真实及一致之处，我们不仅不会退缩，而且要将那些被非法据有的转为我们所用。”[90]这也表明奥古斯丁是以神学与信仰为前提的，在二者具有一致性的基础上强调哲学或理性的工具有用性。这种观点后来为中世纪时期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兰弗朗克（Lanfranc，约1010—1089年）所继承，他原则上同意在一定条件下辩证法可以运用于神学。他这里所提的条件即指辩证法的结论不能与信仰和教义相矛盾，对此，他曾说道：“辩证法不是上帝的神秘性敌人，相反，如果它正确地被运用，将在适当的时候确认上帝的神秘性。”[91]兰弗朗克的学生——坎特伯雷大主教圣安瑟伦继承和发展了他的思想，并成为温和信仰论的集大成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