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帝国末期，西欧经历了野蛮与文明、蒙昧与智慧的激烈对抗。这一对抗以“蛮族”的胜利而告结束。辉煌灿烂的古典文明被撕扯成一块块碎片。此后的西欧社会，相对于古典文明的繁荣期，既体现出一种“黑暗”与“愚昧”，也显示出文化的转型与多元。诚然，这一时期商业的衰退、城市的衰落、文明的丧失、思想原创性的缺乏以及现代意义上的教育缺损等，无疑都是对黑暗的最好注脚。然而，这一时期所表现出的思想文化的冲撞以及社会重构的努力却也不乏建设性。当文明与愚昧共存、落后与进步相伴时，不同文化因素的碰撞冲突、同化顺应为新型文化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在西方社会，这种新型文化是在两种社会环境以及精神世界——具有英雄崇拜和好战特点的蛮族王国的战争社会，和具有禁欲主义和克己理想的神学文化的基督教和平社会——之间尖锐的二元对立与融合的推动下形成的。这既是西方文化兴起和发展的重要动力，同时又赋予了这一时期西方文化典型的神性特征。这一时期，无论是爱尔兰、英格兰文明的兴起，还是大格列高利（GregorytheGreat，约540—604年）教化蛮族的努力，无论是圣卜尼法斯（，675—753年）的文明传播，还是欧洲大陆的社会重建，无不借助于教会的形式和影响。虽然他们的活动并不具备思想的原始性特色，但在一个充满野蛮蒙昧的社会中，它们无疑起到了薪火相传的巨大文化功能。正是这些活动，保留了西方文化的火种，延续了西方文化的演进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