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波伊提乌所探讨的也是在他之前和之后的众多基督教神学家所长期讨论的问题。波伊提乌是名基督教徒，但他没有盲目地信仰，而是本着理性的态度，运用逻辑推导的方法进行逐步深入的思考。尽管他的最终结论没有离开基督教的基本教义，但对具体问题的解释更为理智和现实，因此，对教育更富有积极的指导意义。他向教育指出，教育的目的应是培养美德，引导人们追求至善；作为教育对象的人是有理性的，有自由意志的人，人的本性是善的，因此是可教的，而且人人都可教；教育的具体实践应该是提高被教育者行善的能力，首先是提高辨别善与恶、真幸福与伪幸福的认识能力。可见，波伊提乌虽然是中世纪前期的思想家，但其现实主义和理性主义精神却是具有近代意义的，与中世纪那种消极、弃世、蒙昧主义的精神状态完全不同。
二、卡西奥多鲁斯的教育活动及思想
卡西奥多鲁斯（Cassiodorus，约485—约580年）是波伊提乌的同时代人，出身于意大利南部一个属于上层社会的家庭。他曾担任过东哥特国王狄奥多里克的秘书，并辅佐过其他两位国王，其主要政务是撰写文告和参与外交活动，这从他的文集《杂录》（Variae）中可以反映出来。但政治生活并不是他长达90余年的人生旅程的主要内容，作为受过古典文化教育，而又处于古典文化衰败时期的人，文化教育才是他一生关注并为之献身的事业。
卡西奥多鲁斯不仅注释过《圣经》，将多部希腊教父的著作译为拉丁文，而且还独自编纂了一些具有影响的作品，内容涉及文学、历史、神学、教育等。历史方面最著名的是12卷的《哥特人的历史》（HistoryoftheGoths），它记述了哥特人自神话传说以来的发展历程，是研究哥特民族的重要史料，可惜留传至今的只有后人改写的简本，历史价值已大为逊色。神学论著《论灵魂》则记述了基督教思想家对“灵魂是否具有物质性”这一问题的长期争论。对于后世来说，影响最大的还是他所编纂的《宗教和世俗文献》（InstitutesConcerningDivineandHumanReadings），这本书在西方教育史以及图书馆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除了著述之外，卡西奥多鲁斯还是当时推动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的积极实践者，他的教育思想和活动对中世纪欧洲教育某些方面的发展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卡西奥多鲁斯重视学校教育，是中世纪欧洲最早将学校教育和修道院制度结合起来的实践者，这一结合对于修道院作为中世纪早期欧洲文化教育中心地位的形成具有重大影响。
6世纪初，由于长期的战乱，罗马时期的教育体系随着城市衰败而瓦解，整个社会的文化素质和学术水平发生极大的倒退。即使是那些算是有识之士的教士，也经常可以看到他们一手拿《圣经》，一手拿拉丁语法书进行传道的现象。对此，卡西奥多鲁斯和波伊提乌一样，满怀忧虑，他希望通过重建古罗马时期那种系统的、由国家控制的学校教育制度的途径，来恢复和发扬古典文化传统。从宗教的角度来看，他认为这也有助于提高教士的素质，促进对《圣经》的理解和对神学的研究。为此，他先后向国王和教皇发出呼吁，请求他们的支持和赞助，但每一次都没得到积极的响应。大约在538年或540年，卡西奥多鲁斯退出政坛，全身心地投入重建学校教育的工作中去。他先是着手在罗马创办一所基督教学校，在这所学校里，由政府委派的教师负责教学，教学内容是宗教教育与自由学科的训练的结合。但这一计划因战争的爆发而受挫。于是他离开了罗马，在意大利南部的维瓦留姆（Vivarium）修道院用自己的家产创办了一所学校。这样，学校教育与修道院制度便历史性地结合在一起，对此后修道院学校教育的发展起了示范和推动作用。卡西奥多鲁斯本人则作为学校的管理者，在此度过了自己的余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