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古斯丁认为，信仰是“天启”（上帝的启示），是绝对的真理，理性和信仰并不是对立的两极，两者存在着彼此交叉的关系，“并非一切思想都是信仰，因为人们常常为了拒绝信仰而思想；但是，一切信仰都是思想”。信仰属于思想范畴，其定义是“以赞同的态度思想”[13]。他认为，思想或思想对象持怀疑、批判和否定态度，或持赞同态度，都是合乎理性的。一方面，任何怀疑和批判都以某些无可置疑的前提出发，这些前提就是信仰的对象；另一方面，信仰并非无思想的盲从，它是以相信权威为前提的思想。如果没有被信仰的前提，也就不会有对信仰的进一步思考和理解。因此，在人的思想过程之中，否定、信仰、理解是彼此交叉的。同时，奥古斯丁又宣称，信仰是绝对可靠的，信仰是十分自然和十分必要的一种思维活动，信仰本身就是一种确认性质的思维。所以，“如果你不理解，信仰会使你理解。信你在先，理解在后”。“信仰是理解的途径，理智是信仰的一种报酬。”甚至还强调：“所以我不认为理解为了信仰，而是信仰为了理解”，理性之所以需要，是为了论证信仰。进而提出：“信仰为了理解。”[14]
为了更好地说明信仰和理解的关系，奥古斯丁区分了三种不同的信仰对象：第一种是只能相信，不能或不需要理解的东西，如历史事实；第二种是相信和理解同时起作用的对象，如相信数学公理和逻辑规则的同时也在理解它们；第三种是只有先信仰，然后才能理解的对象，这些是关于上帝的道理。一方面，理性为信仰做准备，语言的意义、权威的地位都需要通过理性被接受，即信仰之前，需要某种程度的理解，否则将不会“以赞同的态度思想”；信仰之后，更需要对信仰做更深入的理解。另一方面，信仰为理解开辟道路，可以帮助理性理解那些其自身无法理解的对象，他们从这个新的起点踏上智慧的旅途。到了后期，奥古斯丁似乎更加强调信仰对理性的依赖。他说：“上帝不可能憎恨他所创造的、使我们优于其他动物的东西。让我们把信仰看作迎接与追求理性的序曲，因为如果我们没有理性的灵魂，我们甚至不能信仰。”[15]
五、上帝之城和地上之城
奥古斯丁根据《圣经》故事认为，最初，上帝创造出许多无形的天使，其中有的服从上帝，有的则对抗上帝，这样就分化为善和恶两派：当人类祖先亚当和夏娃被创造时，他们已处在善和恶两种可能性之中，结果他们妄用自己的意志自由，听从恶的天使，违抗上帝的命令，犯下了“原罪”。自此，善和恶便具体化，其中以善的上帝为一方，以恶的人类为一方，形成完全对立的两大阵营：天上之城和地上之城。前者按照精神生活，向往善，追求永生；后者按照肉体生活，犯罪作恶，贪图现世享受。实质上，这是两种不同的爱和由此产生的两种不同的结果，即“两种爱组建了两座城，爱自己、甚至藐视上帝者组成地上之城，爱上帝，甚至藐视自己者组成天上之城，前者荣耀自己，后者荣耀上帝”[16]。这两种国度，“一部分人命定与上帝一起进行永恒的统治，另一部分人与魔鬼一起永遭磨难”[17]。“实际上，这两座城在现世相互交织、混合，直到最后审判才把两者分开。”“天上之城和地上之城在世间的进程自始至终交织在一起。……双方享受同样的世间利益，或被世间邪恶所折磨，但伴随着不同的信、望、爱。”[18]也就是说，两者的区别没有任何外在的标准或地域界限，完全是内在的生活态度（信、望、爱）。奥古斯丁认为，人类社会或地上之城虽然是恶的，但也体现为保卫和平、维护正义，体现着人们善的愿望。这也充分说明地上之城必然要反映上帝的旨意，应当以上帝之城为典范，最后回归到上帝之城。地上之城是归向上帝之城的一种过渡。由于地上之城是恶的，难以实现这神圣而伟大的历史过渡任务，地上之城唯有接受基督教会指引，才能期望最终归入“上帝之城”。因为，基督教是上帝之城的具体体现，基督教虽类似于世俗国家，也同属于地上之城的范畴，但与世俗国家不同的是，它为上帝挑选并获得上帝的保证；它在上帝之子耶稣基督亲自领导下，由对上帝的爱而建立起来；它教导人们按照精神生活，追求真正的和平和至善。所以，只有基督教会才能够稳妥地引导人们归向“上帝之城”。
奥古斯丁的宗教神学哲学理论，或称“基督教神学”，构成了其包括教育目的、人性论和儿童观、道德教育、知识论及教学论在内的整个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