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更关注黑格尔的逻辑工具，而恩格斯试图将过程概念本体论化。和马克思一样，列宁试图将黑格尔的逻辑学从黑格尔的形而上学中分离出来，继而套用这个公式进行历史研究。恩格斯仍然是一个经验主义者，相信实验知识能够为人类提供一种对“自在之物”的恰当图示。恩格斯不相信主体和客体的认识论统一，但坚持认为外部现实为主体提供了外部世界的“摹本”。反之，列宁在认识论的意义上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他在《哲学笔记》中认为，主客体之间的统一是概念形成的基础。列宁借用了黑格尔关于积极的主体精神的思想，以告知外部现象的结构的方式，将主体精神渗透到客观世界，而恩格斯相信主体精神是一张被动的照片。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和《哲学笔记》之间有着巨大的鸿沟。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列宁的研究还局限于恩格斯的认识论，即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康德主义的区分；五年后，他在《哲学笔记》中放弃了康德主义的公式，欣然接受了黑格尔主义的立场。
在20世纪，列宁最早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重新黑格尔化。①列宁是20世纪重新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的发起者，而恩格斯是19世纪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卢卡奇是列宁的继承者。
列宁提升了马克思主义内部的黑格尔主义传统。他使之转换新的方向，从将辩证法置于自然的恩格斯的形式转换到把辩证法当作一种知识论的形式。如同黑格尔那样，列宁对辩证法进行了正确的安置，将它和一种认识论结合了起来。辩证法再次成为主体论的一部分。
《哲学笔记》重申主体意识的核心。列宁——如同黑格尔——认识到了概念的力量。事实上，概念是一种体现外部世界的基本力量。我们有可能夸大列宁对黑格尔的理解，因为在哲学层面，列宁从未达到乔治·卢卡奇的社会本体论或赫伯特·马尔库塞的批判理论的复杂程度。然而，通过再次强调理论上的实践的重要性，列宁标志着对黑格尔的马克思主义理解的一个决定性转变。
《哲学笔记》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期间，反映了列宁对欧洲战争及其全球分支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解。围绕着欧洲战争的帝国主义的国际方面，作为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总轴心的全球战争是对黑格尔关于普遍性和特殊性相互依存或对立统一思想的最佳例证。
列宁在20世纪第一次重新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开启了约瑟夫·斯大林在20世纪20年代第二次去黑格尔化的阶段。斯大林通过将马克思主义转换为机械唯物主义，使之在苏联逐渐衰退。斯大林将哲学理解为政治党派的形式，而且发起了一种在布尔什维主义内部消除所有黑格尔主义踪迹的文化运动。斯大林忽视了列宁在《哲学笔记》中转向黑格尔的论述，是在苏联摧毁列宁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遗产的主要责任人。斯大林使阿布拉姆·德波林这个列宁化黑格尔主义的宣传者离开了哲学研究所，并且支持自己精心挑选的马克·米丁将机械唯物主义注入苏联的文化生活。斯大林的另一个代理人安德烈·日丹诺夫认为，黑格尔是反动的资产阶级敌人，并且攻击卢卡奇的著作《历史与阶级意识》。面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排斥，卢卡奇只能放弃自己的主张。卢卡奇屈服于日丹诺夫的压迫，以此保留他作为共产主义世界一员的身份。20世纪30年代，另外两位苏联教授也因在苏联哲学内部宣传一种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而遭到压制。这两位哲学家，一位是马克·罗森塔尔，另一位是他的学生爱华德·弗·伊里因科夫。我特别得益于伊里因科夫的著作，他使我
第一次意识到马克思的辩证法内部。我将在本书后面的部分解释这个概念。
我在本章的开头指出，本章只是对黑格尔—马克思问题的全部历史编纂学的简述。迄今，我已经确定了一些术语，设置了一些概念性范式，并且通过提供对恩格斯和列宁著作的珍贵的评论确立了黑格尔—马克思话语的基础，但未做出一种遵循黑格尔—马克思历史编纂学的深入的年代学的努力。
本章后面的部分将采取不同的策略。作为证明黑格尔—马克思话语众多观点的手段，我将讨论参与该对话的五组哲学家：(1)乔治·卢卡奇—西奥多·阿多诺；(2)路易·阿尔都塞—阿尔弗雷德·施密特；(3)让·伊波利特—赫伯特·马尔库塞；(4)乔恩·埃尔斯特—约翰·罗默；(5)葛兰德·科亨—托尼·史密斯。
我对这五组哲学家的评论，并不是试图对这些人中的每一个进行详尽研究，我也不认为可以把这个十人组合算作关于黑格尔—马克思问题的著作的总和。我如此搭配这些学者的原因是，他们持有冲突的观点。通过列举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反驳，我希望表明围绕这些问题的多样化解释，并且在这些学派过多的论述中更好地定位我自己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