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试图为马克思所谓资本主义特征的活动提供微观基础时，我认为，出色的标准工具是理性选择模式：普遍均衡理论、博弈理论以及由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发展的建模技术库。这个方法是对20世纪思想史的一大贡献。反对这一立场的指责可被看作向日益发展的资产阶级秩序表达歉意的工具，为资本主义辩护。因此，对它们的使用必然带有资产阶级的阴影。这种主张是我所批评的功能主义类型之一。
我相信，运用新古典主义工具研究可能被称为马克思主义问题的规划已经产生了。当然，在使用这些模式的时候，仍然存在一些关键的问题。我要举例指出，有一种将代理人的偏好当作根据的情况。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目前主要关注明确的说明，通常(尽管不总是)假设个人的偏好是已知的前提。我认为，这种假设不只是方法论上的，它还是意识形态的，并且来自“我思故我在”这句格言。马克思主义颠倒了笛卡儿的警句，断言人的偏好很大一部分都是社会决定的结果。如果打算用理性选择模式描述福利，并对理性行为的结果做出规范判断，那么这是一种很重要的考虑。理性选择模式将被用于发展一种内在偏好形态的理论。唯物主义心理学有必要将偏好从天赋和历史中分离出来。这个具体的马克思主义问题的一个范例将通过使用标准工具而最终得到解决。①
罗默着眼于“理性选择”理论工具的目标是剥削概念。由于接受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罗默拒绝劳动价值论和劳动剥削理论。他认为，导致剥削的不是对劳动的占有，而是对生产资料的控制。罗默将剥削的成因从对劳动的支配转换为对生产性财产的支配。②
罗默在取代基于价格的价值概念时，发现马克思的价值论是无效的。对马克思而言，劳动价值存在于价格之前；但对罗默来说，价格出现在劳动价值之前。罗默做出这种转变的原因是，他觉得不先了解这些产品的价格就决定哪种生产过程有利是不可能的。正是对决定价值的利润的期望，而不是价值论的存在，取决于劳动的成本。①
罗默对马克思的劳动剥削理论和价格理论的消解仍然没有回答被占有的人何以认识到他是被剥削的这一问题。他何以能做出决定，离开被剥削的境遇?在回答这个问题时，罗默诉诸博弈理论。
此前，这等于说经济结构的代理人联盟在玩这个游戏。联盟可以参加或退出这个经济结构。为了给这个游戏下定义，我详细说明了只要从经济结构中退出，一切具体的联盟就都能实现自身。鉴于这些详细的说明，如果一个联盟能通过“退出”而使它的成员做得更好，那么就应当“退出”。②
罗默假设，社会中的团体坚持一种可撤销条款，或可以选择退出规则。如果一个社会中的团体在条件A中存在，而这个团体觉得条件B能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那么他们就能够选择退出条件A并进入
条件B。选择退出规则允许他们识别剥削的条件，并找到一种使他们的生活环境得到提高的位置。
可撤销条款不是一个被剥削的团体，如无产阶级，提高生活水平的唯一路径。转换剥削社会劳动或劳动市场、生产性财富的拥有者的基因，在罗默的平等理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成比例的捐赠，经由特殊团体的生产性财富捐赠的支配，是不平等的原因。
据罗默所见，要克服不平等，就要依赖于建立一种使被剥削的阶级得到人均占有社会的生产性资产的秩序。①罗默没有采用推翻资本主义或生产力国有化的布尔什维克的经典意识形态。更确切地说，他认为，按照再分配的方案，首先，一种人均占有一个社会的生产性财富的决定必须是由被剥削的阶级做出的；其次，一种生产性财富的利润的再分配必须得到落实，以便被剥削阶级的每个成员都能得到自己的人均占有。当罗默在生产财富不平等的捐赠中定位剥削时，他确立了自己的再分配正义理论的标准。罗默没有呼唤推翻生产性资产的私人所有者，而是呼唤财产的重新分配和调整。
罗默保持了英美分析哲学传统，发现德国唯心主义学派是晦涩难懂的。他将黑格尔与目的论思想和功能思想联系起来，认为这两种方法一文不值。在他看来，马克思汲取黑格尔主义方法论的范围损害了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