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对比来看，科亨指出，马克思将社会经济结构理解为历史的推动者，而黑格尔将精神看作历史的推动力量。对马克思来说，社会结构、经济基础才是历史进步主义的因果关系的基础。历史唯物主义延续了黑格尔主义对发展过程的信念，但将社会经济形态替换为因果关系的决定因素。
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中，科亨的主要着眼点是，提出对马克思历史理论的一种辩护。但在文章《受到限制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包括一切的历史唯物主义》中，科亨表明，他意识到了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和他的社会学之间的差别。科亨感谢美国的社会学家埃里克·欧林·赖特使他认识到这种区分。②
科亨在1988年意识到的历史和社会学之间的区别与阿尔弗雷德·施密特关注的术语“逻辑的一历史的”、金德里希·泽勒尼称作的“结构遗传”,以及我所指出的历时性解释和共时性解释之间的冲突具有同样的张力。科亨认识到，马克思主要关注作为马克思思想一部分的“叙述方法”。与对一个社会的历史解释一致，这种关注脱离了历史发展的理论。历史在分析历时性、逻辑和总体的结构本性时不起作用。关于历史发展，历时性和总体的结构本性告诉我们的很少，甚至什么也没有告诉我们。
在后共产主义时代，科亨继续致力于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然而，他的兴趣转变了，不再思考受到限制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优点，而是关注剥削和平等的思想。1991年后，科亨涉足伦理学领域。他从未放弃马克思主义信念，试图完善马克思主义关于剥削和平等的定义。
在1995年的著作《自我所有、自由和平等》中，科亨认识到对消除私有财产的无产阶级革命的乌托邦式期待被致命地戳穿了。他写道：
然而，“工人阶级”这个颇受争议的标签已无用武之地。在发达工具社会，没有一个群体同时具备这样四个特征：(1)成为社会依赖的生产者；(2)被剥削；(3)与他们的家庭等组成社会
的大多数；(4)极其贫穷。当然，仍然存在关键的生产者、被剥削的人以及贫困的人，但这些人与过去不一样了。现在，我们既不能说这些人的存在是偶然的，也不能认为他们的状态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造成的。作为结果，由于受剥削和贫困而与社会主义革命有着必然的利害关系，同时由于本身的生产力和人数而有能力从事社会主义革命的群体已不复存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满怀信心地期待无产阶级成为这样一个团体，因而未能预见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然演变过程。①
伴随着无产阶级革命以及共产主义社会开始的梦想，科亨也放弃了关于剥削的终结和平等的制度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理念。根据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将经济富足看作平等以及剥削的终结的共同来源。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看来，经济总量扩大的原因是技术上的效率将产生丰富的生活必需品，而这种丰裕有助于消除阶级。随着阶级剥夺的终结，剥削也将终结，平等的王国将会产生。这种对马克思平等主义原理的阐述被激活了。
科亨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思考改写了马克思主义的平等主义、剥削和平等。在这一点上，他受到罗伯特·诺齐克的著作①的启发。诺齐克捍卫的是自由主义。科亨努力表述对诺齐克自由主义的回应，其驳斥体现在如下语句中：
实际上，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能容忍这样的世界存在——由于才能的不同，自我所有的个人被分为劳动力的购买者阶级和出售者阶级，即使这种状态是从外部资源原始平等的出发点发展来的。这种标准的马克思主义对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批判仅仅在反对具有肮脏历史的资本主义时才起作用。因为马克思主义者要推翻这样的资本主义，所以对他们来说，有必要否定自我所有的原则。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