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施密特一样，泽勒尼也认为，马克思主要关注反对历史性的认识，以共时性超越历时性。泽勒尼写道：“我们不是在这里面对一个纯粹的逻辑进程，与此同时……我们可能说……仅仅面对纯粹的历史过程，但面对的是对历史过程的理想的表述。”③马克思在基本层面上关注认识，关注这个把握了本质的概念，即社会总体性的内部结构。在马克思看来，这个概念意味着对社会总体性的深层结构的接近。
从逻辑的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看，由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提出的历史观点是错误的。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都建立在对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这一篇的解释基础上。由于假定这一篇概述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未来的思考，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发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崩溃论”,预言资本主义的衰亡是不可避免的。
逻辑的黑格尔化马克思主义学派使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偏离了历史目的论。泽勒尼推翻了马克思主义的认知性(gnoseological)解释，认为马克思的意图是“占有现实，是在理论上逼近现实”①,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目标是“建构基于研究的现实的‘理想表述’”②,而这种基于研究的现实往往是一种社会总体性。
在概念上把握现实，意味着使局部符合整体，继而确定这些局部如何组合成一个整体。在概念层面，马克思的终极目的是一种总体性理论。但他认为，为了实现这种整体论，首要的是处理每个局部的问题，揭示局部如何为整体所调节。
用《逻辑学》的具体章节作为理解社会总体性的认识工具，这给马克思科学的哲学留下了两个问题：历时性内容和共时性内容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既然马克思确实从《逻辑学》中汲取了特定的方法，那他为什么没有充分地解释他的方法，没有公开承认他对黑格尔的借用，并充分地描述他拒绝了黑格尔的哪些部分，又采纳了黑格尔的哪些部分?
在一篇有趣的文章《马克思为什么遮蔽自己的辩证方法》中，瑞彻特试图破译马克思没能成功地充分描述自己与黑格尔关系的原因。①为什么马克思没有描述自己辩证的分析方法呢?
在进入瑞彻特的解释之前，我们可以指出，部分社会舆论的压力使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减少了黑格尔的在场性。在1867年最初的德文版出版之后，马克思接受了他的出版者对这本书过于抽象的批评。这位出版者认为，政治需要要求《资本论》靠近无产阶级，但1867年的版本因繁多的哲学术语而没能成功地靠近这些受众。受制
于出版压力，法文第二版、德文第三版以及恩格斯编辑的1887年英文版都证明黑格尔的在场性在持续地减少。黑格尔在《资本论》中稳步缩减，而将黑格尔在其根基处加以清理，部分源于政治紧迫性。此外，马克思也做出了在著作中减少黑格尔出场的学术决定，因为《大纲》和1858年的原始文本(Urtext)以及《资本论》德文第一版之间存在差异。1858年是一个分界线。1858年之后，马克思有意识地选择在他的著作中遮蔽黑格尔的在场性。
瑞彻特试图解释马克思愿意运用一种“被简化的辩证法”(re-duceddialectic)②并找到哲学的“公开”和"隐秘"方面产生差异的原因。马克思在1841年的博士论文中第一次讨论了这个问题。③据黑格尔所见，每个哲学都有一个“公开的”范围：它是其所处时代的表述。“公开的”这个术语指的是一种哲学的历史环境，是它能于其中找到自身并做出反应的学术氛围。此外，黑格尔相信，每种哲学都有其“隐秘的”本质，或者说，每个哲学家的信念都是“隐秘的”。“公开的”和“隐秘的”之间的对立反映了历史的和逻辑的之间的对比以及现象和本质之间的对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