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寄给玛丽亚的这些概述中，他将这些人视为应当被讽刺的庸人：缺乏个性，服从阶级的愿望。为了表示蔑视，青年恩格斯蓄了胡子。青年恩格斯认为，这是一种重要的反抗行为。他骄傲地宣称，这使他看起来像个意大利人。①在迁居柏林之前，青年恩格斯将他的波希米亚作风视为一种反抗庸俗的工具。他的波希米亚作风成为他对个人自由的一种表述，胡子是抗议顺从的武器。他在给玛丽亚的信中倡导这种策略：
上个星期天我们在小酒馆里举行过一次小胡子宴会。事情是这样的：我发了一个通知给全体能够蓄小胡子的年轻人说，消除这一切庸人偏见的时候终于到来了，我们能做到这一点的最好方法，就是我们一致蓄胡子。谁有足够的勇气来蔑视偏见并且蓄胡子，谁就签名。②
服装和个人修饰成为青年恩格斯这个波希米亚者的反抗工具，而这种姿态是他对服兵役态度的例证。在反思1841年服兵役的可能性时，青年恩格斯采取的是作为特权阶级成员的不屑一顾的、骄傲的态度：“不过，再过一两个星期我就要到柏林去履行我的公民义务，也就是说，尽可能服完兵役，然后回到巴门。可以预料事情将如何进展。”③甚至在被征召到炮兵部队以履行自己的军事义务之后，青年恩格斯仍坚持不屑一顾的态度，将军事生活本身视为俗不可耐的事。青年恩格斯在寄给玛丽亚的一封信中简述了他的穿着违反了军事条例的事情：
你在信里可以看到我穿着制服的样子。我披上军大衣，有一副浪漫的神气活现的派头，然而很不符合条例规定。如果我就这样走在街上，那我随时都有被关禁闭的危险，这可不是愉快的事情。①
1842年在柏林，当他第一次沉浸于青年黑格尔派运动时，这个上层资产阶级的典范继续以军事上的波希米亚作风反对军事上的庸俗习气。“浪漫的神气活现的派头”是反抗的符号。这个上层资产阶级的典范将“派头”视为一种政治手段。青年恩格斯没有超越他对巴门的反抗。
在同一封信中，青年恩格斯赋予“派头”新的意义。他确实暗示玛丽亚，除了饮红酒和抽雪茄之外，他在柏林是有责任的。在
第一次与玛丽亚的通信中，他提到自己参加了青年黑格尔派，任务是保卫黑格尔，反对普鲁士国王威廉四世的哲学复古。在1842年4月14日至16日写给玛丽亚的信中，青年恩格斯承认，他倾听了谢林在柏林大学的演讲。他写道：“多么好啊!看，阳光变得更加灿烂，这使我感到非常高兴。现在饭后我到底可以去散步了，而且今天晚上谢林不讲课，因此我整个晚上都有空，于是我可以非常努力和非常安静地进行工作了。”②青年恩格斯希望自己的另一面得到承认，见到阳光。这个社会政治的持不同政见者不能永远被隐藏起来。
在通信的第二条线路上，将他与弗里德里希·格雷培和威廉·格雷培牧师联系起来的纽带是，青年恩格斯将自己展示为社会政治的持不同政见者。他允许自己把一分为二的另一面展现在写给男性朋友的信中.
1838～1842年，这个社会政治的持不同政见者的思想困扰的核心是理性和宗教之间的冲突。青年德意志派是理性优越的倡导者，青年恩格斯倾向于他们的立场。鉴于双重存在的声音，这个社会政治的持不同政见者在1839年4月24日前至5月1日写给弗里德里希·格雷培的信中，描述了他在不来梅和柏林的这些年遇到的这一核心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