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农的风气，不如说始于一种都市式的同情。古今内外的悠久历史中，没有比农民更招人怜悯的了，但他们的下一代并非能因而无须再被怜悯，村人对此最为了解。他们天性乐观，将现状视为理所当然的，并积极投身于辛苦劳作之中。记忆力出众的旁观者也常常会凑近，为他们朗读善政的旧日记录。这也许是最能容易实现民众的归服及其持久信任的途径，但对于他们的自力自为，可以说没有半点激励作用。农村衰颓的感觉，实际上不少源于这样的暗示。我们的教育最为紧要的任务，就是审视这一根本误解，进而培养都市同胞的全新农村观，至少要改变他们凭着迄今为止一成不变的辞令而维持交易、确保供给的企图。
从前，农村雌伏的理由确实远多于今日。显著的例子出现在中央集权干预土地利用的时代。虽然实际的耕作者都居住于农村，但按规定只有手持官符者才能成为“领主”①,于是由京城赴任而来的历任“国司”①,有着控制广大私田的便宜。后来虽然他们也长期留在地方，扣押着“领家”②的利益，但依旧在很长时期内都要向中央寻求名义，请求京都或是镰仓对诉讼的裁决。武家支配了全国的“地头”③之后，专门制定了所谓“不可招月卿云客④为婿”的规定，防止与贵族间的利用与勾结，由此可以看出名声的价值。而作为地方居民，为了提高自家的等级，向周围扩展势力，与近来的“出世婚姻”⑤正相反，给女儿找一个身份高贵的夫婿并入赘家中，似乎是唯一的方法。比起今天，官位有着更大的决定力。即使中央的威令无法到达远方，表彰的权力也依然为朝廷专有，武人无论如何强大，依然是乡下人，与京都没有关联者则皆为“下众”⑥。倾向于割据的中世社会，本就是仅凭这一点得以统括维持的，因此也别无怨言。但将所有的生活理想都寄托于不在眼前的都城，膝下有着美丽女儿的父母长久做着同一个梦，这样的农村实在是寂寞难耐。
因此，对现世绝望的所谓“来世安处”的教义应运而生，哀叹或是断念的文学作品大行其道。在中古的物语文学中，“长者”(富翁)总是在草木茂盛的农村发家兴旺，而好的东西必定都是顺着海路，由都城而来。作为血族国民的一个重要特点，这里面应该有着远古以来信仰方面的理由，而土地制度、尊卑差等，不如说是其结果。如果不是后来混居于农村的人兴起风尚，将长久以渊源与背景为依托、亲近土地、安稳度日的生活视为一种埋没，京都的文艺也不可能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有能者无法尽用其能，武士只是因其刚强勇猛这一点而为后世所传诵，都应该称之为历史的偶然，绝非“乡村风”的唯一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