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都市生活者的常识，因为收入来源不足而生存不下去，没有任何奇怪之处。虽然失业分明是经济组织的缺陷，个人毫无防止的力量，但他们却都各自另寻新的谋生手段，甚至不惜为此勉力玩弄技巧，由此造就了如今令人惊异的自由竞争社会。他们之中因为失败而不得不忍饥挨饿者极多，偶尔也曾以冷峻的视线目送破产者离去。因此，他们是第一个对居住在村落的贫穷的同胞们竟然毫不担心自己工作范围的缩小而感到不可思议的。
即使是这样横亘于人生入口的问题，农民的想法也已经不同了。百年之前，“农村生活艰难但却无忧”就如同口头禅。所谓无忧，意味着劳动的分布很不均匀，休日较多，下雨、积雪等天气无法下地，甚至今天的工作留一半给明天也不会有什么特别的影响。同时也意味着在坠入贫困深渊之前，会有一些权宜之计，能够获得援救。当然这并不保证他们能从饥饿边缘的彷徨中脱离。即使是丰收之年的秋季，也努力节省大米，冬天则吃干菜，以臼中剩下的糯米残渣就茶，一直坚持到小正月的插秧仪式，才可以领取饭米。此外还可以凭借无法换算为金钱的诸多劳力，来补充生计。与那时相比，生活已经进步了许多。衣料自不必说，日用品、家具、器具等种类增多，农具、肥料之外的所需也见长，加上从前与之相关的劳动变得无用，收支的缺口加大，是一目了然的事。倒是应该仔细想想一直支撑至今还能勉强度日、没有破产的理由。
明治前半期农产品市场的开拓、推动都市成长的消费人口的激增以及其他原因，与所谓劝农政策合为一体，一度显著提升了农地的生产力。农村劳动力受到新农法的吸引，至少在品质上增加了其供给。从前的休息日减少到一半，小农的热情与注意力倍增，不但增加了原有耕地的收益，而且将开垦范围扩大到昔日被认为不可能的区域，一时之间令人忘记了纯农独立的困难性。其中最为勤劳的算是养蚕业了吧。看上去土地依靠其利用方法的变化，还可以吸收更多的劳动力，支撑更多的家庭经济。但是不仅谷物的自给是政治上的一大传统，水田的特殊性也永远束缚着我们的农业。对稻米的迷信带来了一系列错误的政策，再次让农村居民不得不在狭小的耕地上展开令人悲叹的争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