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让土地除了农业从业者之外即使持有也没有任何意义，这样的议论早已有之。确实，农作如果有剩余所得，就会成为股票的利益或不耕作者的收入。佃租权也是一样，地主如果宽大无欲，其下一定会出现“二房东”。但是在今天的自由财产制度下，防止土地财产化的手段并不多。最简单的办法是收税，正是旧藩时代的代官或是奉行①曾对此严加执行，如今很多田地才能够免费到手。但这对农民并无任何可贵之处，正如今天佃农没法向地主道谢。也有乐观的意见认为，如果以这一种税金就能满足国家财政的需要，让全社会的生活变得富裕，那么农民也能间接从中获益。但要维持农村生活中的干劲，仅此还远远不够。
至少应该让土地升值的大部分利益在耕作期间归于耕作者，在放弃耕作后无法将其带走，佃农纷争才会真正消失。技能、学术高人一等者立志依靠农业兴家并为社会提供更丰富的产品时，阻碍已经比以前要小，可惜迄今为止仍难以确立其方法。尽管计划者未曾预料，但将地租委托于町村的计划十分偶然地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希望。在现在的方案之上，国家一定还会对税率有所干涉，不会允许将土地的利益尽数征收。但更重要的是这一税法给了我们机会，让我们知道土地的利益分配给个人或是村落，其结果大致相同。让自由进出的农业者获得这一利益，将时有滥用之忧的部分置于团体的管理之下并用于农民的利益，这作为已经丧失的昔日共产制的补救，或是同地居民的新的结合方法，可谓一举两得的妙案。
如果产业组合能在不陷入利己主义的情况下扩张，农民组合能完成忠于良心的改造，其他现存组合各自付出努力，那么农村的希望还可以无限伸展。而要研究各种阶级的利害关系，以尽量小的痛苦调和矛盾、整理混乱，还是调动视野广阔、经验丰富的古来的公共团体最为便利。尤其是在配置与调节劳动力、防止土地权利的财产化上，新近将赋予的课税权有着最为有效的前景，希望大家能够以平常心对待此种尝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