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说的消费计划，用别的词来表述，就是文化标准的确立。这需要借助全国农民的一致才能产生巨大的效果，但从各个家庭着手，渐渐及于邻里，也能有相应的价值。有了希望，前途就能变得更光明。我再重复一次要点，各人或是各家，不受社会上的流行和宣传的影响，独立地按照各自的生计决定生活方式，只要兴起这一风气便可。只有这一风气变得普遍，才能避免农村受都市支配，地方分权的基础才能建立。
在受到撺掇充斥着无益消费的地方，这与节俭行动可谓不期而一致。一旦着手，不景气的呼声就一定会四处响起，但完全不用在意。振臂高呼的都是消费行业中人，地方上缩减消费他们却不站出来说话，反而是件怪事。不景气如果是在全无察觉时突然出现，当然会让人大吃一惊，当作异变的征兆，但现在就跟种下牛痘一样，只需静静等待一切过去。然而在都市，事情就没那么简单。如果反对意见太大，连“俭约令”都可以被撤回。如果出现众多的附和者，不景气就会仿佛男子的恶习一样，特意地虚张声势。如果连到底为何有此感觉都无法自由思考，那么不仅仅是农村，恐怕国家也得衰颓下去了。
如果说小商贩、中介者、饮食业者无限增加，最后大家生意都做不下去是不景气，那么这种情况迟早会来临。不愿看到不愉快的情景，就需要尽力避开其原因。然而近年对此可谓毫无警惕。都市的失业又特别悲惨。以江户、大阪为首，诸国的城下町经过六十年的变化，从前从事消费行业如今还能剩下的商家屈指可数。当时那样大张旗鼓地企图守住景气，但至少他们各自行业的变化是难以拒之门外的。此前的经济史家把所有这些都归结于政治变动的结果，但事实并非如此，同样的动摇今天仍在持续便是明证。都市未必适合工业经营，但人们为了利用流动的人力，想出了农业以外的各种方法。今后也许这一状态会永久存在下去，让我们的劳动问题变得更加困难。即使劳动组合能够比今天更广泛地发挥力量，都市也难以完全不借助外力而应对失业问题。因为他们中幸运地有着众多第一代移民，所以直到不久前还有政治家在描绘他们归乡务农的空想。但即使愿意归乡，故乡是否真有他们的一席之地也十分可疑。长久以来江户周边有着广阔的原野，所以剩余的人口常常被送去开发新村，从那时起，一旦离开故乡，留下的空洞马上就会闭合，即使返回，也无法再重新扎下根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