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完全背道而驰的两个目的同时加于土地之上，是否一开始就是一个错误呢?如果这一怀疑无法洗清，改革的方案就难以确立。
在将土地视为劳动的场所或手段的劳动者看来，土地与器具、机械一样，一定是越便宜越好。但是，今天也有相当多的人视土地为具有稀缺价值的贵重品，希望其所谓垄断性价值越高越好。这两种心情，真是可以相互协调合一，形成一种共同经济利益吗?因为迄今为止的时代总是不得不偏向其中一方，所以对此持怀疑态度也有着充分的理由。于是，以哪一方为主才是正确的道路，便成为第二个问题。
曾几何时，持有土地是积累财富的唯一道路。既然为了奖励荒野开发，尽量降低私田的地租，即“运上”,并允许土地世代继承，那么作为其结果，各地土豪割据，最后颠覆庄园经济之天下，也便理所当然。“庄园”一词虽然原本是指农场，但在土地还有一些剩余所得之时，土地所有者未必需要亲自掌管，而是或分与近亲，或“寄进”①给社寺堂宫，就连妇女儿童、僧尼入道②等与锄锹毫无干系的人，也仰仗其作为游食之资。镰仓幕府的介入，是对土地财产化的一种限制。“地头”当然并非是以农业身份奉公的，但一般居于农村，自己也是耕作集团的首领“亲方”。他们活跃于各地庄园以后，游女龟菊①之类的领主当然不得不屏息收声。后来新旧势力提起诉讼，其结果往往是“下地”的平分②,管理方式也简单化，再加上交通不便，于是京都人在地方上的收益权便在不知不觉中丧失了。
从前的所谓权门势家，几乎丧失了在远方诸国的全部领地，京都于是变得极为委顿颓唐，而这一时代正是地方上物质生活极为充裕的时期。战争的频发，也可以视为其结果之一。之后，德川氏对他们赋以极重的军役，令其不堪士族人数之多，以此作为统御大名、小名势力的手段。而聚居住于城下的武士们，即使对百姓极度压榨，其领地收入也没有可供积累的富余。从上至下，土地一般而言无法财产化，这应该就是江户幕府的方针。既然武士们自己不事稼穑，那么对于他们来说农民的土地也就毫无价值。因此武家的生计总是捉襟见肘，让人不敢恭维。而在农村地区，地主尽量缩小直营的规模，急匆匆地增加承包小农的数量，即使分家势力扩大也不以为意等情况，细思之下，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