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政治家的误解
在新近出现的农村衰颓感之中，一两处近代都市的兴盛，显然成为其原因之一。希望单纯凭借隔离与警戒就让国民处于蒙昧的安心之中，如今已经十分困难了。我们在进行自由的比较之前，必须要考察一下这种都市势力的来源与依据。人们经常使用“克服都市”这样的说法，村落是否存在如此程度的弱点当然是一个问题，而更为必要的是思考最终得到承认的都市地位，到底基础为何。
明治政府施行新政，同时决定将绵延千年的首都东迁①,这带来了难以形容的民心激**。千万国人不谋而合地将提高新都的威望作为国运展开的第一步。这并非只是来自清除旧的地方割据势力、作为统一国家象征的政治考虑，这一点只要翻开当时的法令制度就能明白，因为其中没有任何保证东京优越权的内容。尤其是市制施行之后，所谓三府①仅是名称上有所不同，其他的市如果原本就有活力也能不断成长，成为米兰、纽约也并非空想。然而民心所向，依旧尽心守护着这一处，仅用不到五十年的时间，就将破旧的江户建成了世界的东京。从远古时代就仰慕首都的无邪性情，受到革新时代的刺激，自然而然作为共同的奉献而表现出来。虽然时至今日还有着不尽如人意之处，但相信在后世子孙眼中，如此壮大的国民全体的事业是无可比拟的。
当然，为了将在数百位大名的统治下分为众多藩国长期相互对峙的岛国结合为一个整体，大家和睦相处，共同繁荣发展，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十分有效。于是外在形式上需要显示出所谓政令出于一途，甚至不惜被批评为反动。例如，高级政府机构集中于东京一地，并被赋予了充分的权力，各地政府为了不让居中传达者有篡改上意之机，常常主动上京接受指导，这些都给世人一个印象，就是凡事都应唯首都马首是瞻。但如果这是唯一的条件，那么大阪、京都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繁华。换句话说，在中央之地拥有一处首都便可满足的时代早已不再，从国土的地形或是社会的实情出发，在四方各地都拥有适度的聚合之地，已经成为国民生活的需求。但是如果聚合的方式失当，我们就不得不因为自己的创造而烦心劳神。认为在行政的中央集权上略加削减便能匡正文化上偏重都市的想法，是完全未将首都之外的都市的影响置于眼中的愚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