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些事实，引用阿奎那的命题说明不了什么。僧侣层的清贫理念抑制了经济生活，贞操理念抑制了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人口增加（只需看看西班牙），这两点均成为非同小可的力量尺度。不仅如此，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体现在僧侣阶层中的理想之生活也已影响到非修士的百姓；在方济各会和其他托砵修会里，这一理想与民众生活有持续性的最密切的交融，因而大大缓和并削减了获求欲望；这种生活还令受托从事物质获求活动一类人（他们的存在本身已然成为一种“理想”）断然不会萌生那种天真的感觉，以为自己的获取活动和获取奋求有绝对的正当性，更不用会产生新教徒才会有的那种感觉，以为自己有无限的、永远履行不完的义务去工作、去获取。即使抛开这一事实不谈，当托马斯教诲非宗教的人妥善地或正确地运用财富以及清贫，并把与此相应的心灵良知称作liberalitas，我觉得，桑巴特也把一种不相干的意思添加到托马斯这一思路中去了。这也表现为，桑巴特想用“勤俭”来翻译liberalitas，甚至想从勤俭中找出sanctamasserizzia［圣品］的前阶；此外，他从托马斯主义的学说中还看出了对市民的收入经济的推荐、对领主的支出经济的禁止。桑巴特尽管正确指出，liberalitas不是“慷慨大方”，但他也没有说对其真正的含义。liberalitas根本不是指“节俭”或“勤俭”那样的“积蓄”经济价值或金钱的能力，不是收入大于支出的能力，也不是“价廉物美地买进”之义的“节约”一词意义上的经济；liberalitas指的是不顾贫富差别和基于这一差别的享受可能性的内在自由，以及由此引导出的对自己财产（无论是多是少）的恰当支配，挥霍和吝啬均应避免，它们都是对物质的不自由的爱（就挥霍而言，指可通过金钱而获得的享受；就吝啬而言，指对金钱本身的贪念）。事实上，liberalitas不过是属于自愿“清贫”的低层等级，这种“清贫”意为不拥财富，这与没有财富不是一回事，[14]所以是“拥有财富者”的德行！
尽管如此，桑巴特也承认：在我们所听到的天主教和新教最有影响的道德教诲和布道大师讲出的规范性信条中，其色调上的差别在于：天主教的道德教诲更多强调宗教上的“正确”运用财富，新教的布道更多强调财富对得救的危险。但是，道德史上常见的情况是：规范化是从教育的角度给予的；在规范化中，人们关注的总是某一阶层的人及其实际举止，而并未进一步直接涉及伦理精神，没有涉及如我在其他地方说过的那种颁布这些规范的Ethos［精神品质］。[15]在同样的伦理价值优先法则中，针对不同阶层而引导出的“规范”仍然会千差万别。的确，人们常常必须从“规范”反溯到精神品质。只有当这些被认为是“正确的”优先法则在诸般举止方式（人们并不靠现有的、清晰可见的力量来指望这些举止方式）之间贯彻实行，才上升成为规范。正由于阿奎那本人是僧侣，放弃了一切财富，而且，他在自己的影响范围内还看到并且也指望一种对财产和财富的过分的漠然无谓态度，所以，他才力图在自己的真正经院哲学的努力中去划分生活财富的等级，并提高财富的相对权利。这位僧侣总乐于表明自己不“仅”是僧侣，而且也能充分理解和评价尘世生活。相反，那些新教牧师们却已经在考虑他们所面向的强烈获取欲了；他们处于世俗生活中，却又力图遏制那种欲望，而非促进之。单是这一根本不同的态度就可导致不同色调的产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