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主义之内在结构与资本主义精神体系处于最尖锐的对立。桑巴特忽视了托马斯主义的这一内在结构，从托马斯主义的道德—品行学说中援引的细节很少说明什么。这些细节也只有在其整体中才获得自己的意义。尽管托马斯·阿奎那的概念在字面上和名称上与我们时代的伦理概念相同，但是，要用前者来替代后者却不行。托马斯当然也想“使生活合理化”，但宗教改革思想家与此相反，比如路德把一切合理主义称作“理性的婊子”而断然拒绝。托马斯当然也想要“抑止爱欲冲动”。然而，这一“合理化”的方式既不导向homocapitalisticus［资本主义类型的人］，其目的也非促进新型的经济人士之产生（这也是桑巴特所承认的）。轻率地把“理性”类型的人与“目的类型的人”乃至与“功利类型的人”相提并论，不单在桑巴特那儿可见，而且还在变为时尚；但这是行不通的。“理性的类型”源于希腊语中高贵的Ratio这一人普遍的“智识”。托马斯的德行概念以及他的体系的所有基本概念都源于亚里士多德的希腊伦理合理主义；资本主义类型的人的“合理主义”只不过与亚里士多德的合理主义名称相同而已。托马斯的德行——教育体系所追求的“生活的合理化”，目的首先在于灵魂及其力量的和谐及内在秩序；而这样做的目的又在于把灵魂育成接受启示真理和超自然的恩典生命的玉洁冰清之器。正因为如此，理性和“生活的合理化”才被提高，以便让在教会这一恩典中介中涌流的恩典和拯救力量也流进世俗日常生活，充满整个世俗生活并使日常生活发酵。新教从根本上拒绝这种发酵，从而也拒绝道德上的决疑论，由此变成反合理性主义。这样一来，新教恰恰在解放“世俗性”，还“此世性”以本来面目，让其自身的、与上帝不相干的法则支配自己！那种实质上是技术化的现代特有的生活“合理化”才告出场。如今，再不必为骑士般的胜利的幸福之故而去安排和限制情感、**、感性要求。过去，人这一“理性生物”在与低位欲望的斗争中欢庆骑士般的胜利，但限制冲动和感性完全不是为实现某种外在目的，以求取这种合理化生活所许诺的利益。与此相反，现代人限制低位欲望仅因为这些欲求证实自己在妨碍、对诸多更长远的连续的外在手段和一系列目的的追踪。现代合理主义的德行体系发端于节约精力的观念：为了做好生意，在时间与生命力的使用上要节约；这一观念绝非源于低位者自由地、快乐地、骑士般地为高位者作出牺牲（至于外在目的为何则无关紧要）的观念！在古代，事务上的共济性、市民的翩翩风度不过是灵魂内在的理性和谐的维护和最表面余辉而已；在现代，内在之人的看似纯净的伦理性的价值称谓也是从特殊职业活动的需要中、从相关特性的社会信贷价值中生长出来的。托马斯的“德行”是位格的一种内在Habitus［良知］，而资本主义类型人的德行是针对某些行为的“配置”（Disposition）。经院哲学家们看重劳动，严禁游手好闲Otiositas［闲散］[7]和acidia［酸味］，他们把游手好闲与Otium［闲暇］、与献身神灵的生活（比如僧侣生活）截然分开，因此，他们所赞赏的不是劳动具有创造使用价值的能量，而是劳动中有规则的劳作，它抵御种种引诱，具有锤炼内在之人并使之安身的力量。正因为游手好闲是一切“恶习”的发端，而不是因为游手好闲产生不出什么有用的东西来，游手好闲才受谴责；它之所以受谴责也不是因为：时间就是“金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