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资本主义的压力下喘口气，这是人们在精神文化活动与赢利奋求的社会之内在关系局面中可以清楚感受到的。精神运动的领袖们在从内容上阐明他们所反对的东西时总是一致的：无论有没有计算的“主体”，世界和心灵都绝不是复杂的机器；近代哲学的世界图景之核心只是合资产阶级经营活动目的的蓝图。在他们眼里，世界拥有无穷的质量和活性，对于那些敢于超逾市民的实用目的虔诚、恭顺地献身于这个世界的人，这个世界会使他们年青的眼睛闪出惊奇的光彩。但从社会学方面看，作家、艺术家、学者都会日益清楚地意识到对市民趣味的、下意识的奴化形式；他们在材料选择、风格、表现形式以及思维和观察的方法上（无论是追随市民类型的趣味和态度，或是与之抵触，都有一种不小的依赖性）都屈从于市民趣味。因为，他们生活在市民圈子中，受其供养，或者，他们处于由资产阶级类型所掌握的国家文化机构内部。他们逐渐顺从地认识到：精神和良心绝没有那么强大和自由，他们只得以某种方式（如果悄悄地、下意识地，就会更糟）哑然屈从于供养着他们身体的资本主义精神的脚下。于是，更勇敢的人便引出下述结论：公理一：作为精神文化的某一作品的生产者，我欠经济社会的若少，则经济社会欠我所创作出的东西也少。公理二：由于我不以我的创作生产为生，而我是这一经济社会的成员，所以，我有义务以一种与我的文化活动并行的方式名正言顺地养活自己。
我很清楚，从技术上贯彻这两条“公理”的方式虽五花八门，但要么还很少有人践行，要么还没有开发出来（在别处，我会再来谈这事的技术方面）。不过，我知道，这些公理在从事文化活动的青年们心中已火一般燃烧起来，它将炼就他们的意志和力量。在社会环境尚远不如今天这般有利的时代，盖奥尔格[13]及其圈子最先出示了令人惊讶的伦理典范，它断绝了与资本主义的内在关系（如今，我们与盖奥尔格圈子相距甚远，在此不谈论他的艺术）。当前，在艺术和学术中一系列类似的、由带强烈个人色彩的精神性基本态度联合起来的团体形态已然形成；一种新的文化思想正在其中悄然生长。这些团体必然会长期与正式的、官方的、献身于培育资本主义精神文化的机构保持距离（无论它们与从属于这种机构的个人关系有多好），直至这些团体也可以用自己的本质和精神去侵蚀他们。这种类别的无党派的少数派断然拒绝当今官式文化群氓的支配范畴，拒绝作为“反衬”而必然从属于官式文化群氓的群众界和新闻界的支配范畴；就真正克服作为文化制度的资本主义而言，只能指望这种少数派，而不可能指望在某些政党和利益团体之形成中发生的一切斗争。因为，所有这些斗争都被资本主义精神气质围浸着，而且，它们相互斗殴越野蛮，就越不可能对它们有所指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