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要将担负资本主义精神的这一类型的人清除的倾向保持着自己左右局势的力量，尽管情形极其复杂；复杂的原因可能是：社会下层涌向财产和优裕生活的阶梯中已然空出的位置（以及斯拉夫犹太群众和斯拉夫劳力的上涌），于是借工业工人阶层中人口下降之机涌向企业主。因为，所有这些往上蜂拥的群众同时都是在不断削弱资本主义精神的担负者。人口变动在质量上的基本倾向并不在于：只是资本主义的领导阶层才在日益被消除！这些“阶层”本来就可能被任意取代。因而，这对于“资本主义”的继续存在大概没有任何意义。这一基本倾向毋宁说在于：作为遗传价值的资本主义精神的“天资”，陷入被日益清除之境，因而，作为这一精神的载体的那一类型人之遗传价值亦如此。
只是在这里，我们才看见“巨人的躁动”的最后保障。目前显示出来的相同的无数特殊现象都源于上述事实。所有伦理的、政治的、能加速那种躁动过程的应然定向（Sollensorientierung）只能在这一摆脱了我们意识性意志的必然过程的范围内才有其意义。
在当前的生活中，这些现象不胜枚举。不仅有桑巴特恰切地指出的企业的内在官僚化，有随之而产生的“私人雇员”这一新阶层的产生，而且还有企业主自以为是国民经济工作的指导和领袖（我几乎想说是商品周转和商品生产的最高督察官）的态度，均属经济生活内部的此类现象。由于财富数值对可能的享受能力的失调，以及对直至子子孙孙的家庭网系的失调，产生了对单纯财富感到羞耻感甚至厌恶这种反穷奢极欲生活的感觉；这种羞耻感、厌恶感在经济生活的主导阶层中日益蔓生。在此，应该说，拉特瑙[7]的态度和思想不仅具有一种个性的意义，而且还具有一种典型的意义。
在我们看来，更显得前途远大的，是当今在经济生活外部进行的所有运动，它们强行用正确的尺度去衡量经济生活在人生中的全部意义。在这些运动中，新类型的人首先抬起头来，尽管还十分胆怯；这是受到资本主义时代压制的类型。
今天，与我们先辈们的忧虑不同，我们极为深切的忧虑首先指向了一个新方向。父辈的忧虑是对社会经济学的贫富对立的忧虑；这种对立在开始调和（虽然缓慢，然而切实）；我们的忧虑日益强烈地转向生命力的问题，民族和种族的身心健康的问题。在我们看来，肺病开始显得比现存的贫困更糟糕。住房问题和城郊住宅的设置即使对居民中不太富裕的那部分人而言也获得了意义：不仅又有了经济财产差别的附属功能这一意义，而且，它们被作成单独的问题——有关健康和自然生活方式的问题而获得了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