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谓前资本主义精神向资本主义精神的转型，奴隶道德对主人道德的缓慢胜利，其根本性的核心点和跃升点实际上恰恰在于：占法统地位的少数越来越富于民主制的精神气质。因而，这核心点和跃升点绝对没有处于革命和群众运动的环节中。只要现代历史还处在资产者的体验结构的范围内，现代历史就知道这些革命和群众运动是针对那些占法统地位的少数人的。这些运动最为深邃的灵魂不是那仅浮于表面的要“自由和平等”的呼喊，而是寻求一种尊贵的少数的统治。按维塞[3]曾称作“少数法则”的社会学基本法则，统治从来都是少数人的职能（比如，民主运动内部本身也如此）。米歇尔斯[4]在其论述现代民主内部的《寡头政治倾向》的书中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并精彩地指出：随着民主运动的膨胀，多数原则在运动内部会日益受损。但是，这种一般法则根本没有触及民主制的或贵族制的价值评价是否满足了这一“少数”。比如，奴隶道德在数百年的市民统治期间取得的内在而深刻的胜利恰恰在于：“穷人”的道德（节俭！致富！少要孩子！顺应！机灵……）实际上成了富人的、占法统地位的少数人的道德。假若这种民主制的道德仍是被统治的“大多数”人的道德而并未变成施行统治的“少数”人的道德，就绝谈不上道德中的奴隶起义，谈不上较低价值的价值评价体系对较高价值的价值评价体系的造反了。因为，统治阶层中必然出现的“少数”从来都在决定着何种价值评价体系成为“施行统治的”价值评价体系。伦理学上和生物学上较低的价值评价体系成了施行统治的少数人的价值评价体系，这一事实才把“革命”本身变成现代国家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恒定的定位类别。国家（作为社会学的现实）在不同的民族中不同程度地成了较低价值生命力类型的统治或该类型之价值评价的统治，这才是一切暴力革命和群众运动背后那内在而悄然的转型中发生的大事。施行统治的少数人充满了高尚精神，“要求革命的权利”才会是无稽之谈；只有在资产者的统治之下，“要求革命的权利”的思想才得以给自己正名。
倘若根本无法指望资本主义精神会因社会民主运动和“社会政策”而彻底没落，那么，照我们的看法，桑巴特在自己书中的最后部分毕竟概略地触及探究资本主义未来这一问题唯一可能的最终解决办法，因为他指出了人口问题对这一探究的意义。但是，在一种与他关于资本主义精神的最终根源的提法的奇怪矛盾中，桑巴特指望从日趋稳定的出生率下降（有限地除去死亡率）中，从人口增加的下降中出现“巨人的躁动”。假若桑巴特如拉特瑙一样认为，[5]资本主义作为整体是近代之初及发展过程中人口不断增长的一个后果现象，而非经济动机结构发生根本变化的后果现象，那么，以为这一原因的作用一旦停止，则资本主义本身也必然削弱，才显得说得通。但是，如桑巴特正确地假定的那样，如果一种特定的生物心理学类型之人的法统构成其真正的根须，那么，这种看法便仍然没有道理。在这种情形下，人口的下降只会导致日益严重的劳动力缺乏和消费需求缺乏，从而使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就的范围产生紧缩而资本主义秩序本身以及支撑这一秩序的“精神”则依然如故。斯拉夫各国人并不或很少受要减少人口增长率这一倾向的影响；由于西欧人口下降，与斯拉夫人在生意上的民族竞争就变得更为困难；这种情形甚至会强有力地增强资本主义精神。桑巴特恰切地说过，加利西亚的犹太人同柏林的银行经理相比，尽管消耗同样多，甚至更多资本主义精神，每天才挣五至十马克，而柏林银行经理每天挣上千马克，所以，与由资本主义精神引导的生意的效果之减少相比，这种“精神”本身丝毫没有减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