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浪漫派在其所有的代表中也是一个纯精神的文化派别，它处在“生活现实”之上，甚至有意待在“生活现实”的彼岸，它藏身于花花绿绿的教会窗户之后，它在夜晚、在月光下、在静悄悄的爱情和友情中编织自己的环舞。它几乎不去体验现实的苦涩，因为它逃避现实，因为它缺少要去重构现实、重建现实的热情。那些新的“陌化人”缺乏这一特点，因而也就缺乏那种多愁善感的、浪漫的“返回”，即要么“返回自然”，要么“返回”古希腊或中世纪。陌化人知道，“返回”是不存在的，有的只是向前、进入全新和未知——不然就进入死亡和腐烂。[7]陌化的对象也强有力地扩散开了。比如，浪漫派的陌化从根本上讲只涉及启蒙运动的文化和人，但是，已然完全成熟的发达资本主义的观照，和参与体验已练就一副锐眼，可以去看精神和思想的最最本原的开端和初始的痕迹了；精神和思想经过长达六百年的演变“在用手跑的人身上”达到顶峰。在历史科学的所有领域中，13世纪已远非只是伟大转折的时代；在这种转折中，新“人”建功立业；这种新“人”无视自己在民族、宗教派别、政治等方面的规格说明，力图把自己的新精神注入极其古老的机构，如天主教会。
新的陌化这一根本不容质疑的直接体验，对于“资本主义精神”的本质和起源问题而言，无疑是一个精神的出发点；若干年来，这一问题——其推动者当归之于桑巴特的《现代资本主义》（1902）——使得某些最有头脑的人全力以赴，比如韦伯（MaxWeber）、特洛尔奇（ErnstTroeltsch）、萨尔茨（Salz）。在此我首先谈桑巴特的新著《资产者》。他在此书中不再像早先出版的《奢侈与资本主义》、《军事与资本主义》等那样为了弄清资本主义的生活秩序而追究个别因果关联；而是尝试描述其“精神”，尝试清理出导致这种“精神”的系列因果之整体结构，在这种整体结构中，先前他勇于探究的关于若干个别系列之变化的依赖性与独立性的尺度和方式问题，更获得了某种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