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悌伦译 刘小枫校
[1] 选自《舍勒全集》卷三。——编注
各种征象表明，生活秩序在衰亡，而我们还在这种生活秩序的力量和方向之下生活。在这许多征象之中，我看到，最令人确信无疑的恐怕莫过于深深的陌化[1]这一征象了；在今天，就生活秩序而言，陌化以其特别的秩序完全占有了最佳的头脑和最强的心灵。这一陌化的历史还十分年轻。我在此所关注的这种陌化姿态，正如可预料的那样，首先是在学者和诗人——世人称之为“梦想家”——的身上，比如在戈宾诺、[2]尼采、布克哈特、[3]盖奥尔格[4]的身上发现的。对人而言最为本质性的一切东西，在上述几位身上千差万别，但他们对这一切本质性东西的感受和思想是相同的：构成我们当今整个生活秩序之特色的全部力量，只能基于对一切精神之本质力量的极度反常之上，只能基于对一切富有意义的价值秩序的癫狂般的颠覆之上，而不能基于属于“人的”正常“天性”的精神力量之上，据称它们只是在我们所熟知的历史的不良变化范围中尚起作用而已。今天还在有意无意地“一同前行”，没有从精神的和历史的高度去高瞻远瞩并使自己的陌化感上升为观察立场的人，倘若在面对上述几位人物时就能够觉察到：局外人（Auβenseiter）是时时处处都有的，这些局外人要么反对他们时代的文化（如费希特反对“犯下罪过”的时代，即启蒙时代），要么对文化持无所谓的态度而我行我素——倘若人们觉察到这种情况，那么，就应该联想到另一种情况：反“时代之愚人船”[5]——俾斯麦颇喜欢这一妙词——的陌化便愈益强烈地影响着最为本分的时代之子，它不再仅仅影响“诗人和思想家”，而且也影响拉特瑙[6]这位大商人，也影响桑巴特这位通晓并信赖我们经济生活的富有生气的力量的国民经济学家。惯于用“梦想家”、“遗世独立的浪漫派”之类俗语来轻蔑新态度的人，正是我们的那些最为遗世独立的书案学者们，这是极为奇怪的。但这些俗话在此实际上毫无作用。
属于此类情况的，不是某一政党、教派或文化派别所具有的、特别的、历史—传统的思想倾向，也不是某一文学圈子的薄弱意愿（Veilleit?t）——这便导致人们对我们生活秩序的载体——“精神”的本质和起源提出新问题的缘由。所以，陌化并非是触及我们生活秩序的这一或那一个别方面或某类现象，而是触及我们的生活秩序之总体；陌化不得不如此，因为它最终是针对保障这一生活秩序能长期存在下去的一类人的。但我发现，在最近几个世纪被称为“复辟”或“浪漫派”的运动中，还没有人具有这种特征。卢梭和托尔斯泰无疑可以被看作他们时代和他们民族的最激进的文化革命者；但我在他们身上也没有发现陌化。这两位基本上都只反对文明化之人，作道德说教，指出他们身上的典型缺点、恶习、片面性。他们并未具有那类划清界限的人的历史意识；——这类人导致了资本主义生活秩序的产生和建立，而且至今肩负着这一生活秩序。他们并未力图去解释这一类人，而是加以谴责，作道德说教。在桑巴特论资产者的书中，开篇并无独特的给人印象深的描绘，它写道：
前资本主义的人，是自然人。这种人一如上帝所创造的那样。这种人还没有头足倒立并保持平衡，还没有用手跑（今天的经济人士便在用手跑），而是用双足牢牢站在地上、用双足踏遍世界。
